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作者：傅国涌【完结】 194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它注定要承载历史变革中的兴衰荣辱，在这些历史的背后，每个人却生存在自己的际遇里，它游离于我们今天熟悉的视线之外，却真实无疑地发生着。《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就是宏大叙事背后的个人写真，它栩栩如生地将张元济、柳亚子、胡适、梁漱溟、胡风等人定格，交叉显示出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复杂心态，为读者展示出一幅立体的图景。 　 目录 　 序 影响近代史的出版家：张元济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金融巨子：陈光甫 两党争夺的对象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诗人、革命家：柳亚子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无事忙”贾宝玉 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 离开浙大，决不去台湾广州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武汉大学怎样了？” 浩然一儒者：梁漱溟 “只发言，不行动”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一代词宗：夏承焘 不可能两耳不闻窗外事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人生五十是开端”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从“地下”走到“地上”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胡风 一生“甜美的高峰”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 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 　 　 　 序 　 　　1949年的时代大变动固然也在杨刚、子冈、浦熙修她们激扬文字的通讯中，在李普他们笔墨饱满的报道中，在胡风等澎湃的诗行中，但这些当年公开的文字呈现的只是大时代兴奋、激动、热烈、欢呼的一面，我们从中几乎看不到身处大时代的人们，他们个人内心的向往、情感，对陌生的未来的疑惑，以及命运的起伏，看不到他们私下的评判。日记、书信(乃至一些可靠的回忆)这些私人记录袒露的正是个人当下的心迹、他们思想的脉动，喜怒哀乐、悲欢爱憎尽在其中，没有遮掩，没有虚饰。他们的私人记录也许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经过无数的白云苍狗，多少世代变迁之后，人们依然可以透过这些私人记录靠近历史，带有生命个体的体温、他们的悲伤和喜悦、快乐与哀愁、憧憬与彷徨…… 　　写一本关于1949年的书，我最初生发这个念头，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刚读了蒋经国1949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这是失败者私下的记录、心灵的独白，与那些堂皇的文告、自欺欺人的辩白、言不由衷的对外言说不一样，这里有失败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有他在政权覆灭之际的痛苦，有对故土铭心刻骨的眷恋和无可奈何的告别，有对权力浮沉的反省，有对败亡原因的思索与探究……特别是4月25日蒋氏一家泪别故乡溪口时的情景，在蒋经国的日记里有生动的记录： 　　“上午，随父亲辞别先祖母墓，再走上飞凤山顶，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探视一次，而心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卢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每次读到这段日记，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中曾出现过的一个镜头，蒋氏一家在漂流去孤岛的军舰上，蒋介石的孙子背诵李煜的词：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销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那一刻，萦回在蒋氏家人脑海里的恐怕只能是这样的词句，至少符合他们内心的真实。我没有见到过1949年的蒋介石日记，从他儿子的日记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行踪，更可以看出其心情，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悲凉之雾。 　　与此相反，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没有日记，但有他留下的书信和诗词为证，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天安们城楼上挥手的姿态、与“毛主席万岁”遥相呼应的“同志们万岁”一同汇入了历史的洪流：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我陆续读到了胜利者一方留下的一些日记，1982年战士出版社出版的《陈赓日记》中有他1949年3月11日到6月16日的日记，详细地记录了这位儒将从河南漯河挥师南下、横渡长江、一直打到南昌的那段军旅生涯，其中有许多生动的细节，4月25日，“大雨如注，部队仍向南挺进。沿途所见，人尽泥饰，走路如扭秧歌，歌声，叫好声，跌交声，混成一片，情绪至为高涨，雨亦不足以扫其兴。尤其沿途敌人遗弃之辎重、车辆、大炮，到处可见，更使部队高兴。”这样的文字超越了文学的想象的，如非亲身经历绝对写不出来。 　　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谢觉哉日记》有他1949年的日记，一直到10月1日为止。作为中共“五老”之一，谢觉哉的日记为我们了解这个转折的年代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记录，比如4月27日，游玩了一天颐和园之后，他在日记中说：“那拉后不搞海军搞颐和园，今犹可供游览，如搞海军，并无益于中国，只黄海底添几条沉船而已。”(后来在其他人的日记中看到王芸生等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看法，使我困惑)比如7月7日，谢觉哉给周谷城回信，因为“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他复信表示“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 　　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杨尚昆日记》，杨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位置显要，记录的都是胜利一方的决策内情、高层迎来送往的动态等等，比如1月12日民主人士排列，前后秩序井然，就是一个重要细节。比如1月20日华北局、华北政府招待民主人士，“周建人说话内容还好，表示与我党之间无距离。”杨刚、吴晗、楚图南、胡愈之等发言，“一般政治态度均好，表示愿与我们一致，把革命进行到底，警惕蒋美阴谋，在革命阵营中搞反对派。”可惜他1949年的日记只到3月31日为止，未能完整地看出这一年中发生的大事。 　　在失败、流亡的阵营中，王世杰1938年之后的日记比较完整，台湾也出版过影印手稿本，遗憾的是1949年这一年他却没有日记。 　　当然，我也注意到了局外人、外国在华人士的日记，台湾《传记文学》第24卷第6期曾刊载司徒雷登1949年的“百日日记”，从4月23日南京易手到8月2日他飞离南京止，这100天间司徒雷登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通过他在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等特殊关系与胜券在握的中共有过接触、沟通，他的日记与新近解密的外交档案相互参证，可以揭开当年的许多外交秘闻。美国汉学家德克-博迪1948年到1949年间正在北京访学，他以第三者的眼睛见证了大时代的风云，2001年东方出版中心的“走向中国丛书”收入了他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有许多值得我们重视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想写一本1949年的书，透过不同的人所记的日记复原时代的记忆，书名就叫做《1949：日记中的中国》。大约几年前的春天，我和一个朋友在西湖边的苏堤上散步，我第一次向说出了这个想法，朋友认为很好，值得去做。之后，我便继续留意收集有关的日记，前后大约找到了二三十种。到了2002年冬天，我深感如果要写一本全面反映1949年变化的书，凭现有的准备和占有的材料是不够的。 　　“究竟有多少人对新政权依旧抱有敌对态度？这一点当然无从得知。我所能说的就是最近我所听到的对政府的公开批评似乎比以前更多。最近，我应邀出席了一次豪华的宴席，在座的还有七八位老学者。丰盛的菜肴一道接一道地送上来，席间的交谈却是一阵接一阵的牢骚和批评。某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被登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可是在宴会上却能听到对他们的讽刺，‘机会主义者’这个字眼也不止一次在席间被提及。新的左派学者更是遭到了尖锐的批评：某某人的风格不够高雅；某某人的学识太浅薄，等等。” 　　当我在德克-博迪1949年8月14日的日记中读到这段话，我的眼前一亮，何不就写一本《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毕竟留下日记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思索也更有代表性，他们在巨变中的心态意绪，他们在新政权和旧政权之间的选择，他们对自身和对时代的认识……都是饶有趣味的题目。 　　最后我选定了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作出了不同选择的15个知识分子，这些独特的、不可复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五十五年前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对我，这只是一个尝试，如果能对读者朋友有所启发，那我就很满足了。我将永远感谢读者、出版者和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们。没有你们，或许世上就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影响近代史的出版家：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出版家。1892年中进士，先后为翰林院庶吉士、刑部主事、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因参与戊戌变法，被“革职永不叙用”。1898年底，举家南下上海，任南洋公学译书院主事。1902年，应夏瑞芳邀请，抱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宗旨，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总经理、监理、董事、董事长等职。正是在他手里商务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他组织编写的新式教科书风行全国，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推出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林　　纾翻译的《茶花女》等大批外国学术、文学名著，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创建东方图书馆，对保存民族文化都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校史随笔》、《中华民族的人格》等。为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 　 　 当前困难正多，此时且慢庆祝 　 　　对83岁的张元济来说，1949年又到了一次兴亡易代之际，他在上海见证了这一幕。5月26日，他写信给张国淦：“别仅三日，时局骤变。”（后来9月6日，他给张国淦的信中也有“时局万变，心绪靡宁，久未走谒，弥殷想念”的话。）[1]其心情并不是单纯的青年人那样简单地欢欣鼓舞，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感，浮动在他眼前的是近百年的风雨沧桑。6月17日，他在写给故交黄访的信中只是淡淡地说：“沪上新旧易帜，尚称安定。”[2]5月25日，上海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致电陈毅，聘包括张元济在内的14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6月初，陈毅曾登门拜访张元济。6月9日，中央研究院举行21周年成立纪念大会，最后83岁的老院士张元济讲：“谓解放军占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国虽无问题，但当前患难正多，六百万兵士如何处置？此时且慢庆祝云云。”[3]作为戊戌变法的亲历者，他几乎目睹了晚清以来所有的改革与失败、革命与反动、铁与火、热血与阴谋、屈辱与光荣、欢欣与痛苦。19世纪末叶以来乱世中国的动荡起伏、知识分子的荣辱浮沉，可以说都曾在他的眼底“千帆过尽”，何况他长期沉溺于中国浩繁的史书中，历史上的烟云不断地在他的脑海中翻滚。兴也，亡也，这一切都清晰地记录在他毕生心血所系的百衲本《二十四史》中。作为开创了中国近代出版业的一代出版巨人，他在商务印书馆的数十年也曾与整个民族同命运，共患难，他对现实的认识又岂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 　　1898年即戊戌变法那年，32岁的张元济曾受光绪帝召见，进言设馆储才，上《痛除本病统筹全局以救危亡折》，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他万念成灰，他本人也被“革职永不叙用”，从此张元济绝意仕途，毅然告别了朝廷。自投身商务印书馆以来，无论历史的风云如何变幻，他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他的出版文化事业（其间1905年官复原职，但仅仅三个月他就辞职了），把商务看成他终生的事业。他是第一代由传统文人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标志型人物。 　　到1949年，他大概是戊戌变法硕果仅存的亲历者了，难怪毛泽东9月19日约他同游天坛时自然而然就谈到了戊戌政变的情节，并问及当年光绪召见他的仪式，乃至昔日为官的情况、为官时受禄几何等。[4]难怪在政协会议期间，《新建设》杂志要不断地采访他，请他口述当时的史事，到最后他都谈不出什么来了。 　　9月18日，张志让带信给他，请他追述戊戌政变时的往事，“先定讲述之轮廓、计划，按次讲求”。[5]9月23日，张志让带了三个北大学生来做记录，并借了梁启超等有关戊戌变法的书籍供他参考，他对己所讲不满，“殊觉凌乱”。[6]9月26日，有人送来记录的问答稿，请他审阅。第二天他即将修改稿交还。10月2日，北大三学生继续请他做戊戌政变的讲述记录。10月3日，他给他们写信，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追忆的，“昨天所谈尤为琐碎，不足录，不如中止”，请他们转达张志让。[7] 　 　 五条“难于应召”的理由 　 　　1949年的变化是张元济所始料不及的，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兴奋与惶惑，欣喜与隔膜，老人的心态可以说极为复杂。8月24日，当他从老友陈叔通信中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他马上回信谢绝了。1913年9月，他以“自维庸劣，终不敢误我良友、误我国家，并误我可畏之后生”为由断然拒绝了熊希龄出任教育总长的邀请。[8]这次他所列举“实有难于应召之处”的理由竟有五条之多。 　　一、“近来脑力渐觉衰退，每思一事，甚易坐忘，遇有需费钻研之事，思虑亦复不能深入……似此衰孱，有何裨补？” 　　二、“中共诸子多非素识，在会中者，屈计故交大约不及十人。气类太孤，殊觉岑寂。” 　　三、“素性戆直，不喜人云亦云，况值此国家多难，又重以弓旌之招，若缄默不言，实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浅言深之讥。” 　　四、“都门亲故虽已凋零，然尚不少，廿年阔别，既旧游重到，不能不稍稍周旋，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亦大苦事。” 　　五、他儿子所在的单位近来正在“倡议裁汰”，如果要他请假陪同自己北上，“必被顺水推舟，从此失业，以后何以为生？”如果独自北行，“征途旅舍，事事躬亲，亦复精力不逮”。 　　因此他“再四踌躇”，只有请陈叔通“善为我辞”。[9]就在写信的当晚，上海市政府交际处处长梅达君来访，转达了中共中央来电邀请北上之意，恰逢张元济早早睡下了，由他儿子接待。第二天（8月25日）他写信给梅，说自己“并未接得当轴电示，亦无等函牍，自审菲材，愧乏贡献，且年力衰迈，方染微恙，孑身远行，征途旅舍，诸事躬亲，亦苦精力不逮”，只得辞谢。并请转达对周恩来的歉意。[10]两天后梅达君再次带着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慰问信登门造访，请他北上参加政协会议，并希望他于9月10日前到达北平。8月30日，还在犹豫的张元济写信给梅达君，再次重申：“自惭樗栎，愧乏訏谟，且孑身远行，惮有种种障碍，再四思维，甚难遽行决定。”[11]同时他给陈毅、潘汉年回信表示：“元济樗栎庸材，涓埃莫效，仰蒙宠召，无任悚惭。迩届衰年，时时触发旧疾，惮于远行。……际此残暑，孑身远行，殊感不便。故一时行止尚难决定。”[12]张元济的口气虽有所松动，但还在观望犹豫之中。 　 　 陈云登门造访才定计应召 　 　　就在此时，出身商务职工、此时位居中央核心层的陈云登门造访，告诉他不久前到东北视察期间，见到沈阳、长春的商务分馆情况都好，请先生放心，并向他介绍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13] 张元济这才在9月3日决定北上赴会，他这天的日记中说：“定计应政府之召，赴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14]9月4日，“梅达君来，谆谆劝行”，他因为要检查身体，“须明后日方能决定行止”。[15]两天后，他终于在儿子的陪同下，登上了北行的列车。这一天在写给张国淦的信中他说：“中共招往北平，参与新政治协商会议，经两月之磋磨，难于坚却，已挈小儿同往。”[16]自戊戌变法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不但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除了1947年、1948年为青年学生仗义执言，他曾与唐文治等老人致信上海当局，他确实不问政治久矣。1949年1月30日，甘介侯持李宗仁亲笔信来访，希望他作为和平代表去北平敲门，第二天，他给李宗仁写信拒绝了这一邀请。 　　“古人有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重以[垂]委，敢不勉竭微忱。年逾八龄，精力衰惫，不克膺此巨任。且连日在报端屡读文告，自揣庸愚，实无涓埃可再为高深之补。辱承谆命，只得拜辞。”[17]和他一样拒绝的还有67岁的银行家陈光甫。 　　这次应召北上，对张元济来说确实很特殊，因为他心中确实怀抱了近百年的希望与梦想。9月11日，宋云彬在北平见到张元济，在日记中称，他虽然83岁高龄，“而精神矍铄，腰脚甚健，殊可佩也”。[18]11月26日，张元济在商务作关于出席政协会议的报告时恳切地说：“现在有许多人对共产党不满意。是的，共产党并非没有错处，但是现在除了共产党还有谁呢？还有谁能负起这一艰巨的责任呢？我们总希望国事一天一天转好，多说些话是无益的，我们唯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埋头苦干，奋发图强。也有人说，共产党来了，我们的生活苦了。要知道这苦是几百年——尤其是近百年所积累下来的苦，并不是共产党带来的苦。……解放并非换朝代，这是几千年来的大变。……我们全国人民还得忍苦忍劳，咬紧牙关，度过这一非常时期，建设起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这是一个目睹了戊戌变法以来所有历史变迁的老人当时的想法，是他真诚的肺腑之言，“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毕竟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啊。也正是怀抱有这样的梦想，张元济才最终接受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 　 　 老“商务”遇到新问题 　 　　此时，商务印书馆正面临着建馆半个世纪多以来最大的考验，职工会与商务之间即劳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虽然劳资纠纷在商务历史上一直没有断过，商务的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陈云早期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商务的工运开始的，作为资方代表，张元济对工运、对劳资纠纷，一向的态度就是“和平改革，勿伤元气”。但在1949年的社会大变局中，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使以张元济在商务的德高望重，想要游刃有余地从容处理发生的劳资纠纷也非易事。何况商务经济效益的滑落，使矛盾更加尖锐了。3月11日上海尚未解放，商务的主动权还未丧失时，他给商务丁英桂的信中说，他收到本公司工会的请柬，请转达工会中人，“际此时艰，万事必以俭啬为主。若会中诸君不能俯采，弟谨先辞谢”。[20] 　　6月24日到28日间，为邀请工会筹备委员到家中茶叙，他给丁英桂至少写了4封信，此前工会来信提出了业务改进。6月28日，看过他与工会代表谈话记录后，他说：“似尚有未尽录入者，请补入（如委托造货种种之措施失当等）。”[21] 　　8月2日，他给丁英桂写信：“又前日十三日与工会讨论薪水，彼此言论想经记出。”[22] 　　9月5日，他临行前，“出赴商务印书馆，约职工会常务委员叙谈。略言余将北行，际此艰难，甚盼努力合作。当此合作伊始，彼此都不能相互满意，但望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若辈斤斤于总务改组，新订章程及人选均不满意。余言人选我亦大不满意，但当局诸君斟酌再四，确有为难。此次用人较多，即予备数月之后去留地步”。[23] 　　在去商务时，他还“见职工会悬有红字通告，对公司改组总务处办法有所不满，招令会员陈述意见。字迹甚大，张挂在三楼楼梯入口不远之处”。9月6日，他写信给丁英桂，“请即照录一份”，并吩咐以后遇有此类通告，“均请录存，以备查考”。[24] 　　此前6、7月份，张元济一直在为商务的业务改进事情绞尽脑汁，一再提及的减薪事宜，工会方面一直未接受。[25]在政协开会期间他不仅要为商务在业务上的困境殚精竭虑，而且要为困扰着商务劳资纠纷而忧心忡忡。9月13日，他在六国饭店收到商务总经理陈夙之10日来信。“知职工会指责改组案，异常蛮横。夙之提出原则二项，尚正当。然同人无能相助者。”看了此信，他一夜睡不安宁。第二天一大早就到北京饭店把信面交同时与会的陈叔通看，“甚为不平。言允职工会要求开紧急会议尤不合”。他拟了一份回复陈夙之的电报，陈叔通修改了几处，却不愿列名。9月14日，他收到陈夙之11日来信。“职工会要求各节均已接受。只可成事不说矣。”9月15日，他给陈回信，并注明给职工会的几个人传阅。同时他给商务另一董事陈拔可写信，“请坚持拒开董事会”。当天，陈叔通来，也说“改组案将来仍须提董事”，他们的意见相同。[26] 　　9月19日，陈叔通向他转述，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在政协筹备会上讲演说“工会要求不宜滥允”，“工会有团结，商业同业无组织，不团结。遇工会过分要求，只图苟安。目前随意应允，且与签约，事后翻悔。此与工会为难者一。又资方怕事，工会要求不敢与之争辩，一切顺归工会，工会即欲扶助，资亦无从措词。此与工会为难者二”。李立三希望“资方与劳方尽管斗争，斗争不已，工会出为仲裁，反可持平。并盼资方不可怕事。怕事反要生事等”。还带来一份北平药业劳资集体合同，用作参考。他将李立三讲话的大意以及药业劳资合同，都信寄给远在上海的陈夙之。[27] 　　10月8日李立三与朱学范来访，张元济向他们说商务的职工会筹备会常务不肯加入改组职务，“似欠合作”。李立三问他原因，张元济说：“诸人以恐被疑为资方买收，故而胆怯。”李立三表态：“职工不应违抗公司用人之权。”[28] 　　从张元济12月12日给丁英桂的信可知，其间他与工会之间的谈话、折冲也没有停止过。[29] 　　1949年底，张元济在商务工会成立大会致辞时，因患脑血栓症突然倒地，留下了左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去了海峡对岸的王云五在《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文中将他病倒归因于商务劳资纠纷中工会对他的“侮辱”。这一说法后来曾遭到许多研究者，包括张元济后人的质疑与反驳。当然，即使张的直接病因不是商务的劳资纠纷，但对于一位83岁的老人来说，过度的奔波、操劳恐怕也是他病倒的重要原因吧。 　 　 昔日同人，今朝显要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曾在商务服务的陈云、胡愈之、沈雁冰、郑振铎、陈叔通等身居高位，胡愈之直接出掌了全国出版大权。当年出入商务的练习生、职工、编辑，此时居于或将居于国家领导地位，张元济留下的《1949年赴会日记》（9月3日—10月20日）的字里行间无意中记录下了他们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变化。 　　商务一直缺乏一位能够董理全局的编审部主任，张元济极希望沈雁冰（茅盾）能南下重返商务。来京前的7月19日，他就提议将商务原先的编审部改为出版委员会，拟请沈雁冰担任会长，董事会已通过了这项决议。9月9日，张元济抵京的第二天早上，沈雁冰就到六国饭店看他。“雁冰语余，甚愿南下，重回本馆，但此间有关涉文艺职，甚难脱身。余再三致意，渠终辞。余答以亦不敢过强。”[30]沈雁冰因此推荐了郑振铎，实际上郑也很快另有高就，再不可能回到曾工作过的商务去了。 　　10月18日即张元济离京南下前一天，他还与陈叔通专门拜访了沈雁冰。“午后二时，偕叔通访沈雁冰。余复申前请。沈坚辞。嗣请代拟一进行计划，先用浅文小册，以自然科学、技术、文艺为主。沈谓当与振铎共同商酌。余言叔通未行，并乞会商。”[31]张元济回到上海后，沈雁冰还几次致信，坚辞商务出版委员会会长一席。毕竟今非昔比，昔日的商务练习生、《小说月报》主编，如今即将出任新政权的文化部部长，要他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历史的民间出版机构任职，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不过从11月14日、19日他给张元济的两封信中看来，他们已商定由茅盾约请国内专家为商务编一套《新民主丛书》，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丛书的名称是茅盾确定的。 　　商务出身的人中身份最特殊、地位最高的无疑是陈云，他成为了新时代财政经济的主要领导人之一。9月25日，张元济到朝阳门大街117号财政管理处去访陈云不遇，留下一封信就出来了。这里旧称九爷府，后被收为励志社。10月2日，陈云来访，和他谈了约一小时才去。他们谈了些什么，张元济的日记中没说，除了叙旧、鼓励、客套，恐怕也不会有更多的话题。 　　商务印书馆作为近代中国出版界执牛耳的龙头企业，此时已陷入经营、发展的困境之中，这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也没有遭遇过的。“沪、港、平三处商务印刷厂抗战前年用纸量75万令，而1948年降至6.6万令；人均用纸量1936年为341令，1948年为130令。1949年头五个月基本上没有出版书籍，现金已入不敷出。上海解放后，局面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有所扭转。1949年用纸量为1.37万令，人均27令，比1948年又有大幅度下降，职工工资减少。最严重的恐怕是新书出版的萎缩。1949年9月出了《小学教师学习丛书》等四套小学丛书，缺乏新意，不足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作者和读者的兴趣亦由此转向其他出版社。”[32]北上前张元济就曾向上海市长陈毅呈文，诉说商务连职工薪水都发不出来的困难，恳请新政府“垂念此五十余年稍有补助文化教育之机关，予以指导，俾免颠覆”。[33]到北平之后，张元济更是无时不在为此操心，不断地与老商务同人商讨、寻找出路。9月9日，陈叔通对他说，夏康农可以到商务做编审，原因是夏“与当局亦通声气”。[34]10月4日，陈叔通又推荐宦乡进商务驻京收集稿件，称他们相识很久，非常了解其人，能文能办事，即将出任外交部欧非司长之职，“极为当道所重”。当天宦乡来和张元济见面，谈及商务，“将来可注重于文化的工业，如地图、地球仪、玩具等等。又言人情喜新厌故，有商务与新书店同译一书而人多就新书店购读，此必须费一番转移工夫，方可恢复旧日地位”。张元济认为“言极有理”。宦乡又说过去出版的书必须大加整理，不合用的全部废除。[35]他们一谈就是两个小时，并言犹未尽，约定下次再谈。 　　10月6日，商务申请出版《共同纲领》，尚未得到回复。这一天张元济宴请了参加政协会议的华侨代表，他在致辞时说，商务向来重视华侨子弟的教育，曾专门为华侨学生编过用书，苦于闭门造车，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实际上他是不放过任何机会，耿耿于把商务的事业放在心头。10月8日，他请茅盾、郑振铎、陈叔通和宦乡等吃饭。“谈及联合出版社明春恐派纸更各[ ]援例，公司无以为继。同人均主直陈为难情形，当可变通。”[36]10月9日，郑振铎、胡愈之一起来见张元济，谈起以后的出版趋向，胡认为将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也要分别部门各专一类。将来可能会召集出版会议。张元济说：“联合出版社，闻春季须大加扩充，若如今年秋季例，由各家比例出纸，再加以华东、华南、华西、华中，匪特商务一家为难，恐各家亦无此能力。”胡对他说，这本是试办性质，如有困难，自当变通。并告诉他11日午时中宣部领导陆定一和徐特立要来看他。[37]第二天宦乡来访，他向张元济建议，政府的思路是分工合作，不妨请其将新华书店不能尽做的业务分一些给商务，如《毛泽东选集》等，“以图挽回馆誉”。以后对自然科学、技术书也可以出，教育、工业之类也要重视。[38]10月11日，胡愈之陪同陆定一、徐特立来和张元济谈出版事。“大意在分工合作。新华与各商营出版应互相扶助，国营并非专利，即马列之书亦可出版，但须送中宣部先看一过。至于印刷发行，亦须分工合作，定一计划。将来出版总署即召开出版会议，将计划提出总会，互相讨论。”这是陆定一的话，徐特立则认为政府可以不必编教科书，只须拟定纲要，给教师、学生以自由，不能越出范围，但不宜株守。这是法国的办法。对此陆没有发表议论。胡的讲话和陆“互相发明”，没有其他意思。[39]10月16日，张元济离京南下前夕，请胡愈之、叶圣陶、徐伯昕等商务旧部吃饭，也是“谈出版事”。[40]10月19日，他动身离开北京，胡愈之等到车站送别，等车相送，至开车始别。[41]半个多世纪以来集编印发于一体的商务印书馆不得不面对从未有过的变局，商务职工也因薪金等问题怨言不断，劳资纠纷高涨，后来老商务人章锡琛在《漫谈商务印书馆》文中回忆说：“1949年上海解放以后，商务为了解除不可克服的困难，八十高龄的张菊老曾经亲自到北京，邀请陈叔通、胡愈之、叶圣陶和我等几个人，商谈争取公私合营的办法。”可惜张元济《1949年赴会日记》中没有记录，其后人张人凤说称这一思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然用不了多久，百年中国的出版巨无霸、老牌的民间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将不可抗拒地走向公私合营，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为学者傅增湘困境陈情 　 　　张元济在给陈叔通的信中曾列举了五条不愿北上的理由，其中一条就是阔别北平二十年，故地重游，不能不与亲戚故旧有所周旋，会给自己平空添出无数应酬，也是一大苦事。旧游之地确实勾起了他对往事无比感慨的回忆。9月8日，他到达北平，被指定下榻在六国饭店，他感叹：“至则犹是三十九年前之旧状。宣统三年夏，开全国教育会议，余曾寓此数日也。”[42]自到京之日起，一个半月中张元济与北大在英文系任教的侄孙女祥保经常见面，这是他最快乐的一件事。在侄孙女陪同下，他游览了故宫，在他当年参加殿试、从而鱼跃龙门的保和殿前摄影留念；参观了北大校园，在故友蔡元培的塑像前久久不肯离开；在北大附近的几个京菜馆吃饭，品尝久违的北京美食；他还为祥保出生不久的外曾孙起了名字。这一切他都一一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在京期间，他与许多故友亲朋都有会面，看到一些多年不见的年长者，83岁的他禁不住发出“甚清健”、“神识清明”、“有老态矣”、“步履稍艰矣”等感叹。回首前尘，他也曾冠盖京华，春风得意，一日看尽京城花，而今垂垂老矣，重游故地，不禁有物是人非之感。特别是9月12日，他到石老娘胡同看望了挚交老友傅增湘之后。 　　傅增湘是一位著名的版本目录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双鉴楼”、“藏园”的藏书名动天下，曾官至民国教育总长，他们自1911年6月在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书札往来长达四十多年，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出版）成了他们文字之交的永远见证。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多有合作成果，被誉为“珠联璧合”。张元济在商务主持影印大型丛书时，也曾得到傅的鼎力支持。傅一生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性情豪迈，60岁以后仍腰脚犹健，一年要几次出游，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此时当张元济见到这位老友时，已是贫病交加、风烛残年，“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但他们的心意还是相通的，傅增湘将心爱之物一一给老友看。先是从床头拿出自己所作已刊成红本的游记给他看，说是一共有5册。再出示叶恭绰朱笔题的诗扇一把，还叫人从柜子里取出卷首有沈曾植题词、他自印的《衲本史记》给他看。“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张元济和他握手，“嘱其珍重而出”。[43]9月16日晚上，陈毅带梅达君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他说自己前几天看了陈毅的同乡傅增湘，“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所住的正房也为人所占，听说是军队所占，过去是国民党军，现在不清楚。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他又说到82岁的金籛孙在上海的住宅最近被盗，还被捆绑了两小时，希望能严缉罪犯。陈毅告诉他，他与唐文治为江亢虎请求出狱就医一事，因为同案人多，有牵涉，很为难，所以没有回复，很抱歉。他表示这本是为私交所请托，非分要求，不必介意。）[44]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详述了傅增湘的近况。[45]10月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际，他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写信告辞，但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病榻上的老友只问及上海一些友人的近况。“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当天，他与儿子一起寻访岳丈许庚身的故居，半个世纪前他曾在那里住过三年，故宅依然，只是已分给多户人家，而且“门墙多有移动，非复旧时景象矣”，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不胜感慨”。又路过老友许寿裳的故居，“不及其门，怅然而过”。[46]此前，他曾托一位北大学生陪儿子一起去看了当年恩人、海盐同乡徐用仪的故宅。戊戌变法之后，他被清廷革职，时在朝廷任职的徐用仪悄悄赠他白银200两，他终生不能忘怀。 　 　 向毛泽东当面进言 　 　　在所有出席新政协的四代人当中，张元济恐怕是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毛泽东对他可谓极尽礼遇，不仅两次召见，而且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开会结束时，还亲自“送于门内”。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毛在祈年殿外等候他，相与握手寒暄，毛对他说，这次革命实际上是人民革命，“非共产所[ ][ ]私。即如重庆舰来归，舰上凡七百余人，并无一共产党人，此可为证”。毛对他说商务出书有益于民众，毛曾读过商务出的《科学大全》，“得新知识不少”。[47] 　　10月1日，张元济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了一套林则徐的《林文忠政书》。 　　昨日会推元首，我公荣膺之选，为吾人得人庆也。英伦三岛昔以雅[鸦]片强迫售我，林文忠焚毁，乃愿辄于半途，酿成辛丑条约之惨。桎梏百年，贫弱日甚，后虽设禁，终多粉饰。我公发愤为雄，力图自强，必能继[ ]前贤，铲此[ ]毒，一雪此奇耻。[48] 　　作为一位经历了近代以来风风雨雨的知识分子，张元济心中永难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之耻，民族独立与尊严始终是他解不开的一个情结。 　　10月5日，毛泽东回信，感谢送书。 　　10月6日，吴贻芳来看张元济，说起“共产党上级多能虚心采纳众论，唯下级未能配合。觉上级与初政有异，颇有异词”，希望他“与当局见面时相机进言”。[49] 　　尽管对于自己的一言一行，张元济似乎都极为谨慎。9月13日，《大公报》记者高汾对他作了两小时的访谈，高汾临行前他“谆嘱所谈勿发表”，高答应稿子写成后一定请他本人过目。17日，高汾将问答稿送给他，他略作修订后送还。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来访，问及张元济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他《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奇女吟》各一册，并郑重嘱咐谢如要将他的访谈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 　　但对民生疾苦的关注，对国富民强的渴望，无时不萦绕着张元济这位正直、有教养的知识分子，对此他常常放言无忌。1949年6月的一次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张元济对生产、开荒、水利、教育等事关民生的方面提出建议。他在政协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所提的“发展海运”一条，也与此相关。10月11日，毛泽东邀请张元济与周培善到中南海吃晚餐，使张元济有了一次向最高领袖当面进言的机会，他说：“一为应令下情可以上达，当局措施容有未当，报纸不敢倡言，宜酌登来稿。报馆应负职，必须有确实地址、姓名，方予录登，以广言路。……二为建设必须进行，最要为交通，其次农业，其次为工业。工业先轻工业，次重工业。国抗战八年，内战三年，民穷财尽，若百端并举，民力实有不逮，不能不权衡缓急。……三为缴粮之事，民间苦于负担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报之户，于是实报者意有不平。同匿报者反而减轻，此必须由地方公正绅士出面相助。”对第一条，毛泽东的回答是：“可专辟一栏，可先做一样子。”第二条，毛泽东说“现在铁路需要铁轨，鞍山矿产不能停顿，纺织亦有数十万亦亟于进行”。张的看法是“现有者无中辍之理，需新创中宜斟酌”。第三条，先是陈毅解释：“河北、山东负担较江浙为重。江浙并未微失。又无锡有某姓有田七万亩，缴数甚微，且不肯缴，不能不予以惩儆。”毛补充：“现有大军数十万移向江西、福建，分别南下。以下可以减少若干。”[50] 　 　 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1949年随着时代的转变，与土地改革有关的矛盾、冲突开始浮出水面。9月16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河南第一师范学校副校长高镇武的遭遇与处境，虽然他说高的“乡音甚难懂”——“自言年七十矣。教书数十年，略有储蓄，置有房宅两所。日本军至，为被侵略者；入八路军，国民党来，又为反动派；解放后又目为剥削者。房屋先后均为他人所有，仅留七八间房，供[ ]栖止。全家九口，原有田四十亩，今分回十亩，子媳女均在学校教课。有妻在室，不能力作。以前在供给制时，甚艰苦。近改薪给，较宽裕，生计各无忧，但必须力作耳。”[51]当天他与陈毅转说了傅增湘房产为他人所占一事。10月初，他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幹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52]10月15日河北沧州籍的学者孙楷弟来访，向张元济谈及他“故乡土地改革事多有未当，言下慨然”。[53]当时不仅“牢骚太盛”的柳亚子常常被来自故乡的有关土地、房产被占的求援声困扰。6月19日的宋云彬日记说，有人告诉叶圣陶，“谓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叶圣陶致函周恩来，请加调查。信稿交宋云彬斟酌，宋说“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54]就在10月11日这次会面时，毛泽东还谈到章士钊想经营商业，将来北京，并为杜月笙说情，想叫他回上海。周善培马上起来反对，张元济也说杜月笙的名声不佳，而且门徒众多，“有所信赖，于地方上不免受扰”。陈毅表示，如要让杜回上海，宜慎重处置。 　　周善培谈到读经，进士出身的张元济认为不能向大众普及，“将来大学不妨别立一科，听人研究”，并说到现在有人主张用罗马字母改革汉字，他觉得此事甚为不妥。“我国的疆域如此辽阔，种族如此复杂，所以能至今团结成一大国者，全恃文字统一。若改用罗马字母改切汉文，则各省以字母、以自有之方言切成自有之文字，东西南北必不相同。语言既不相同，文字又复殊别，将来必致渐渐分离，甚为可虑。欧洲至今分为若干国，不能融合者，即由语言文字之区别。我国幸有统一之文字，万万不宜自毁。” 　　那天的晚饭非常简单，“前后不过十味，烹调并不精，且盆碗亦甚小。各人均自盛饭，此亦一特点也”。[55]但有机会当面向毛泽东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张元济内心是愉快的，所以他才会把谈话的内容一一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 　 　　政协会议期间张元济不仅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0月10日朱德也曾登门看他，张元济在谈话中说此后不会有内战，即外国却也将绝迹，但朱德没有这么乐观，认为“我军备未充，尚恐难免。宜并力于钢铁，广储军备，可免窥伺”。张说东北的钢铁产量不少，朱德告诉他明年大约可出四十万吨。[56]周恩来和他见面的次数就更多了，9月11日周到饭店看望他，“谈半小时而去”。[57]9月13日，周请张元济等政协代表吃饭，共六席，推他“居首座”。[58]9月26日，他接到通知周恩来请吃午饭，因事先与陈叔通、马寅初等有约只好辞谢了。 　　结果是周邀请他们参加座谈会，他们约定的人基本上都被邀，会后入席，仍是他“居首座”。[59]10月17日，张元济离北京前夕致信周恩来告别，其中仍耿耿以国力民生为念。“今广州已下，香港正在肘腋，正宜善为利用，国力民生，两有裨益，必早在荩谋之中，正无俟饶舌也。”[60]王云五的《张菊老与商务印书馆》一文最初发表时曾转引“民国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国》半月刊登载同年有人带到香港付邮的一项上海通讯”说：“他（张元济）返沪后，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更觉高兴。不料迭接海盐的家乡来信，谓族众多遭清算，甚至他族里的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强夺之威胁；于是他在祠堂张贴布告，说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级党政人员不得扰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谓当汇齐代向有司申诉。稍后他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陈说，饶当即劝其勿管闲事，因为他这些亲友都是土豪劣绅之流，是应该清算的。他听到这些话，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写信给在北平的毛泽东。”[61]此事因为缺乏其他更有力的旁证，只是一家之言。以张元济的性格，向毛泽东写信未尝不可能，在祠堂张贴布告似乎与他一向低调的为人不太吻合。 　 　 为私事耗用公款，断不能从命 　 　　参与政协会议的各界代表，文化教育界的名流们对张元济几乎都一致保持了敬意，除了那些与商务有渊源的，来六国饭店看望他的人一天也没有断过，仅9月10日这一天至少就有五拨人来看他（有些未遇），竺可桢、茅以升、蔡邦华、谢家荣一拨，梅兰芳等一拨，梁思成夫妇等一拨，沈钧儒、陶孟和等一拨，钱端升、马叙伦等一拨。[62]期间马寅初、严景耀、雷洁琼、汤用彤、金克木、张东荪、徐悲鸿、郭沫若、潘光旦等也都曾先后来看他。10月8日，郭沫若和于立群来访，说看到《新建设》发表的《戊戌政变的追忆》，其中提到于晦若就是他夫人的祖上，所以想请他题词。这固然是因为张元济是出版巨子，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对近代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至大，更重要的还是他漫长一生中所表现出的人格风范，深受知识界的景仰。 　　抗战前夕出身于进士、翰林的张元济竟然发奋用白话文写了一本小册子：《中华民族的人格》。他在书中指出：“社会上迷漫着一种骄奢、淫逸、贪污、诈伪、颓惰、寡廉鲜耻的风气”，与国人普遍“只注重新知识，将人格扶植、德性的涵养都放在脑后”有关；如果只注重知识的灌输而把人格的扶植放在脑后，那就很容易诱导人们置良心于不顾，去竭力追求物质的享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便以为“只要抢得富贵，免得贫贱……什么都可以不管了。长此下去，将造成整个民族的堕落”。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此书送人，仅日记中所记得到此书的就有张治中、邵力子、高汾、张难先、吴玉章等多人。“中华民族的人格”在张元济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49年，在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张元济依然恪守着那些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即使在小事上也绝不含糊，绝不苟且。 　　9月14日，张元济曾托政协会议招待处给商务发过一份电报。事后他多次向招待处主任邓子平询问费用，邓都不肯说。无奈他只好让人去电报局了解价格，134个字，共28140元，按照招待优待，私人电报半价计算，应付14070元。9月17日，张元济当面把电报费交给邓子平，邓还是再三推却，并说账已付出，不便收回。他恳切表示：“公款不可滥使，照章应缴半价，如收账过于琐屑，即收作招待处公用。”他再三要求，邓才答应留下。[63] 　　９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等20多家单位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参加政协会议的著名人士。竺可桢说，那天出席宴会的有五百多人。“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相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64]明显他对这样的浪费有看法。与竺可桢相比，张元济则干脆“辞谢不往”。[65] 　　当时张元济已83岁高龄，生活起居都需要有人照顾，所以有关方面允许他的儿子张树年到会陪伴，9月17日，招待处给张树年送了零用钱，张元济表示“不能领受”，“退回未收”。第二天（9月18日），他和政协代表中负责照顾的小组联络人李明灏谈起零用钱和电报费的事。李说这是“规定供给，不必过谦”。但他认为“公家何等艰难，余父子二人来此，食宿已极受优待，何敢再耗公款”？并郑重表示以后送来，也“断不能从命”。[66] 　　一个月后（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招待处送零用费一万六千元。于原单上注明‘不敢领受’。”[67]第二天，他离京之时，招待处的邓子平还要给他一大沓钞票，说是车上无人伴送，“以此备杂用”，他坚决谢绝，“言之再四”，邓才肯收回。[68] 　　9月19日，毛泽东约他同游天坛之时，有六七个人拿着照相机，随处为为他们拍照，有数十次。事后他给陈毅写信索要照片，并询问价钱，表示要照付不误。陈毅怎样回答不知道，10月4日，陈毅派人送来天坛的照片。10月7日，他写信给陈表示感谢。照片的钱有没有付，他日记中没有记录。不过按照他的脾气，他是一定要自己掏钱才能心安的。 　　10月7日，连《新建设》杂志送给他的稿费一万四千元，“及问，则来人已去”。第二天他就写信托人送还。[69]大概他认为自己只是口述，不应该收稿费。老人在这些小事上的认真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 　　只有9月25日，招待处带裁缝来给张元济量身材，要给他做棉衣，他“却之再三，坚不允，因许之”。[70] 　　“及身已见太平来”，这是张元济自挽联中的一句话。1949年秋天，当他北上出席政协会议期间，他不断地将《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送人，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太平”时代同样需要呼唤民族的人格呢？一个巨人的人格固然由他一生的事业书写，更是由点点滴滴的小事构成的。电报费、零用钱、相片钱虽然是些小事，却展现了张元济的人格风范。这样的人格取向在过去的知识分子中不是孤立的。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我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 　　[1][2][8][9][10][11][12][16][17][20][21][22][24][29][48][52] [60]《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691、989、1278、754—755、857、857、857、691、529、173、174、175、175、176、269、417—418、799页。 　　[3][64]《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61、1287页。 　　[4][5][6][7][14][15][23][26][27][28][30][31][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9][50][51][53][55][56][57][58][59][62][63][65][66][67][68][69][70]《张元济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231、1229、1236、1243、1215、1215、1215—1216、1223、1229、1250—1251、1218、1260、1218、1244、1249、1251、1252、1253—1254、1259、1261、1217、1220、1225、1256、1258、1231、1246、1254、1225、1258、1255、1252、1219、1221、1236—1238、1218、1226、1228—1229、1228、1260、1261、1249、1236页。 　　[13][19][25][33]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546、552—553、545、546页。 　　[18][54]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60、134页。 　　[32]张人凤：《智民之师-张元济》，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版，228—229页。 　　[61]原载王云五《谈往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215页。转引自张国功《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东方文化》2003年第2期。 　 　 著名报人、作家：包天笑 　 　　包天笑(1876—1973)，名公毅，字朗孙，天笑是他的笔名。江苏吴县(今苏州)人。曾任上海《时报》编辑、主笔14年，1935年，接编上海《立报》的《花果山》副刊。先后编辑《小说时报》、《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等，培养了许多小说家，著有《上海春秋》等数量众多的通俗小说，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开山者和领袖人物，也被誉为“通俗文学之王”。抗战胜利后去台湾，1949年后定居香港，完成了《钏影楼回忆录》等。 1936年，他曾先后在上海新闻界《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文艺界同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 　 　 相思如炽炭，寸寸尽成灰 　 　　台湾有一种相思树，两树隔溪而种，枝叶也会纠结相连，当地人以此树烧炭，最耐火。1949年6月13日，年逾古稀的包天笑写了两首小诗，其中之一就是《相思炭》：难期槁木作春回，炉火深红映玉腮。 　　莫道相思如炽炭，相思寸寸尽成灰。[1]这一年大陆正经历着辛亥革命、北伐以来的又一次巨变，包天笑在台湾岛上度过，虽远离大陆的炮火喧嚣和改天换地的喜庆，但他仍无时不在关心着古老大陆上发生的一切变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大地的“相思”，他如同热恋中的人一般炽热，无奈“相思寸寸尽成灰”。当年11月21日，他日记中有这样一段绝好的文字：有一事，偶然想起来，可以记一笔：在江南春夏之交，有一种新蚕豆上市，那是最美味的食品。到了老熟了为用亦广，甚么发芽豆、五香豆种种，而且可以代替黄豆做酱。到了台湾来，我们想起此物，谁知台湾农家不种此品，全菜场亦绝踪。询问他们，说是台湾的土壤不适宜种此。我即有所不信，我觉台湾土壤很肥厚，别的蔬菜颇多茁壮，何以不能种蚕豆。拟为试种，而觅不到豆种。会有一位念佛老太太，她从大陆带来一袋蚕豆，这是她念经时计数的（蚕豆一名佛豆，不知何据）。我们向她索取约五六十粒试于隙地种之。向来江南的农家，于农历十二月下种，一直要到明年春末夏初养蚕的时候，新蚕豆方成熟。我们性急，在十一月即种了，到农历新年，即开花结实，采取后煮成一大碗，味甚鲜美。因思有大好蔬菜，各地方都不知种植，实为一缺憾也。[2]两天后（11月23日），他就种蚕豆一事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开轩何处面桑麻？狼藉阶前闲草花。 　　回忆江南蚕事好，我从煮豆总思家。 　　蚕豆的所以得名，因为其形似蚕，而每在蚕忙时候，生长成熟也。在江南每逢新蚕豆上市，我必连餐四五日。 [3]在孤岛种蚕豆才会使老人情不自禁地忆起江南，忆起旧时的岁月。透过这些诗和日记，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稀老人对故土无比深情的眷恋，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即便时空也阻隔不断这样的回忆与相思，哪怕最终一切成灰、成尘。遥望江南，战火未熄，他在寂寞的孤岛想起上海年轻时代上海热闹的文学生活、报业生涯，想起故乡、朋友和早已故世的母亲父亲，有一天他决定写一部回忆录， 这年5月《钏影楼回忆录》就开始落笔了。随着台湾形势的日渐紧张，他在写了几万字之后也就搁下了。 　　值得说明的是他1946年就去了台湾，不是1949年随国民党残余政权逃亡到孤岛上的，他之所以去台湾，是因为他留学德国的儿子包可永在那里从事电气工程，女儿包可珍也在台湾，把他接到台北去奉养。他对国民党向无好感，也无瓜葛，他是一位与现实政治始终保持距离的老人，年轻时正处近代转型时期，他在上海参与了文化变革，曾经在《时报》执笔，在报业史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与近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亲身打过交道，其中有严复、章太炎、史量才、邵飘萍、张元济、陈独秀、蔡元培、黄炎培、马相伯、林白水、苏曼殊、李叔同、沈恩孚、马君武、章士钊、狄平子、陈景韩、雷奋、于右任、汪精卫等等，他的回忆录就是一部生动的个人化的近代史。同样，他在台湾留下的这本1949年日记（3月22日到12月18日）也是1949年中国巨变的活的见证之一，虽然他自称“断烂日记”，“在此大时代的近代史上，或亦沧海之一粟”。自青年时代起，他曾目睹了五色旗的升起，如今又到了青天白日满地红落地，他6月3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所组织的人民政府，改用镰刀与斧的红旗。有人以此讨论，按自辛亥革命以后，本为五色国旗，国民政府成立时，亦废止五色旗而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自民国成立以来，至此国旗已三易矣。 [4]10月1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香港庆祝双十节国庆，还是大部份[分]悬挂青天白日旗，小部则已悬中共的新旗。新加坡则颇多悬共方旗帜者。”[5]10月10日是双十节，由于笼罩在一种沮丧、逃生的氛围中，岛上“虽有庆祝，却都无兴趣”。[6]相比之下，10月25日，“本日为台湾光复纪念日第四周年，各学校商店均放假，市民相当欢愉热闹”。[7]岛上的人更在意的是这个从日本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光复之日。 　　在孤岛遥望生养他的大陆，包天笑的心是热的也是痛的，血是温的也是流动的，他以国共之外的第三只眼睛看到了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对一个自清末以来阅过无数兴亡的老人来说，这次更迭也只是在漫长的历史记录中添了一笔，他的记录是出奇地平静，字里行间几乎没有流露出自己任何内心的轨迹。但他每天都在关心着大陆的每一点滴的变化，除了听广播，阅读当地的报纸，他还订阅了上海《大公报》台湾版，在上海战事起来之前，报纸当天下午即可送到，迟也不过一两日。 　　“回首前尘，几同一梦”，他最后没有回到熟悉的江南，而是归宿在香港，以97岁高龄告别了这个世界。 　 　 翻天覆地，风雨飘摇 　 　　1949年3月22日 ，当这位古稀老人“忽然兴起，又写起日记来”时，南京政府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在日记中详细记下了前一天何应钦组阁后发表的内阁名单，政务委员尚有两个名额空缺，“留给民、青两党”，可见国民党直到此时仍要以民主社会党、青年党这些政治花瓶来装饰其一党政治的本质。第二天，他日记中说：“民、青两党，决定不参加行政院。”[8]其间，国民党方面派和谈代表一事成为包天笑关注最多的事之一，从他的日记中也不难看出蒋介石虽然名义上下野了，实际上仍在溪口乡间操纵一切，从军事到和谈，莫不如此，而且是尽人皆知，远在孤岛的老人仅仅从收音机、报纸、人际来往中就了解得很清楚。比如，3月31日，主要和谈代表张治中“昨天下午飞溪口，往访问老蒋”。[9]4月2日，“张治中登机前，接过两次电话。一是吴忠信从溪口打来的，他答道：‘喂！我知道了，我们研究过了。’一是李宗仁打来的，他答道：‘代总统吗？我们要走了，是！是！再见！’ ”[10]4月19日，“吴忠信、吴铁城、居正等，均往溪口请示”。[11]翻天覆地之际，他对青年学生的举动尤其关心，记得很详细。4月19日，“南京学生昨游行，要求学生全面公费，与改善学校员工待遇，游行者有五千人。上午，治安当局奉命未予阻止，并予维持秩序。下午，与国防部军官收容总队第三大队官佐发生冲突，双方互殴，各有受伤，但学生有受重伤的”。[12]4月3日，“南京学生冲突事件，那位中大学生程履绎因受重伤死去了。他是中大物理系四年级生”。 　　政府对于处置的办法如下：（一）令由教育部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共同查明责任，以便作严正的处理。（二）令将现居城内之军官收容总队队员，悉数于五日内，迁至城外安置。（三）令内政部长、教育部长，亲往各医院，慰问受伤人员，费用由政府完全负担。（四）教育部即转令各校学生，际此非常时期，不可再有聚众游行行为，以致破坏戒严法令。[13]对共产党方面的反应，他4月4日日记说：“北平新华社，闻有一社论，题目：‘南京惨案与和平谈判’。它说：‘现在南京的杀人犯集团，已经用南京的血案，来向中国人民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挑战。’又说：‘南京反动卖国政府，已经用此案为严重地破坏了和平谈判的道路。’”[14]4月6日，“上海交通大学，闻有集会，各大学参加，出席三十一校，共有千余人，为响应南京‘四一’血案事。他们的名称曰‘四一血案致哀会’。” [15]4月14日，南京发生立法委员许闻天、金绍先被捕事件，金当天释放，许被加铐押送上海，立法委员大哗，因为宪法规定，立法院开会时不准抓立委，汤恩伯只得自请处分。但同时上海方面发表逮捕原因：“许闻天在重庆时，即以国民党革新派活跃，联络许多部队、地方团体，图谋不轨，在上海、南京奔走拉拢反动分子。”[16]到5月11日，受此案牵连就枪决了5人。这支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表明国民党当时何等虚弱，对于自身体制内的异端也决不放过。可惜即使如此也挽救不了失败的命运，这也算是历史的逻辑，靠暴力维护一个政权，终将在暴力中倾塌。 　　9月7日，“昆明学生表示反对政府，在学校中大扭秧歌。因为政府曾严禁扭秧歌，以为学生扭秧歌，即是‘投共’。其实共产党是共产党，秧歌是秧歌，未有共产党时，即有秧歌。中共在陕北时，以乡村间未有其他娱乐，仅有秧歌，乃提倡了它。到了北京、上海等处，即不闻扭秧歌，早已放弃了。而今政府与学生，为了扭秧歌，大为别扭，真未免太幼稚了”。[17]其时，被“二二八”血洗之后的台湾岛上也并不宁静，到处是冲突，是危机，是矛盾。3月24日，他所在的台北街头，“学生与警察冲突，因为警察打学生而起。昨日警察亦罢岗，后闻调停和平了事。此种事，都不是好兆”。[18]3月28日他又记着：“前两日，台湾邮电职工为了归班问题曾开会，贴标语，今已如了他们的愿，不考试归班。台湾人每闹一次，官场即屈服，不然，又将高呼‘打阿山’了。”[19]4月6日，“今日台北市戒严，闻将拘捕学生二十余人，已发表者，为台湾大学学生十四人，师范学院学生六人。……有几处热闹区域，均断绝交通……学生中有台湾人，有大陆人，并有女生四人”。[20]4月30日夜里，台湾全省总检查。“开始时放警炮为号，街上行人即断绝。居民只能终夜敞开大门，预备好国民身份证，等候他们来检查。我家于午夜三点半钟来检查，那时天方雨也。”[21]显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将台湾看作了最后的一块救命的飞地。5月1日，“总检查至中午十二点钟，始行解除。在十二点钟以前，路上无行人，在路头巷口，军警站岗，禁止通行。上午，小菜场无市，均在前夜买好小菜的。店铺上午关门，下午亦不开门了，竟休假一日。家有下女的，都回到自己乡下去，因为她们的户籍都在乡下也。但有两种人不检查，一是军警的兵士，一是监狱中的囚犯”。[22] 　 　 巨变之际民生维艰 　 　　当然，包天笑最关心的还是巨变之际民生的艰难。3月29日，有人从上海来，他得知“上海现钞非常缺乏，中央银行发行本票，分五千、一万、五万、十万四种，数量无限制，不必提出交换，现已先发行金圆券五万元的，这是变相的发行大钞。上海米价涨至九万元，煤球每担二万元。问人情如何？说：大家存一‘共产党来也吧[罢]，不来也吧[罢]’之心，依旧醉生梦死，过一天是一天的糊涂日子”。[23]第二天，“上海来人又言：春到江南，上海人又群往杭州西湖游玩、烧香。杭州尼庵最多，前进的尼姑（按：此中女学生甚多），恐将来蒙坐食之嫌，有购了织毛巾机以织毛巾的。从此在钟声佛号之外，又添机声唧唧了”。[24]4月1日，“中央银行发行五千元及一万元的新钞票。上海银元涨到每枚一万六千元”。[25]4月3日，“上海米价有涨至金元[圆]券十六万者，现钞仍缺乏”。[26]4月5日仍然有同样内容。4月8日，“上海金融混乱，物价飞涨，大家都说无办法”。[27] 4月15日，他向新近从上海来的陈小蝶打听情况，“上海是麻木状态”，“新近到过杭州，杭州也是如此”。[28]这和竺可桢、夏承焘的日记可以相互印证。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来信，五十万稿费连三枚袁头也买不到了，市价每枚17万。卖文已不堪维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价，白梗，每担一百二十万元；银元，出了二十万元关。饰金，进，每两八百五十万；出，九百四十万。鸡蛋每个四千元。猪肉每斤七万”。[29]4月18日，“颇闻上海有渐趋混乱之势”。[30]5月1日，他在日记中有南京4月29日消息，南京军管会布告，规定以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所有公私交易、买卖、票据交易的定价和结账本位，金圆券为非法通货，但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并规定第一天的比价，为人民币一元值金圆券二千五百元。随着金圆券的贬值，随时调整比价。金银绝对禁止运出解放区，人民手里的金银只能卖给人民银行，不准用做贸易的计价标准，或进行买卖。进入或离开解放区都不得携带超过一两的任何金饰和四两以上的任何银饰。[31]5月7日，上海警备司令部想追回各国立银行所发的职员应变费，他听说中央银行最多，有的发黄金二两，其他也有发银元七八十元的，他的看法是：“今要收回，如何可能？”[32]“有客从上海来，他说：上海十分紧张，军士则乱住民家，虹口一带更甚，商人也不能做生意。最后一着，恐怕一抢了事。”[33]5月8日，上海警备司令部征用卡车、吉普车千余辆，连外国商业行家也不能幸免。每天处决盗犯十多名，连罪名都不需要公布。大捕买卖银元的“银牛党”，但仍未绝迹，只是转为偷偷摸摸而已。[34]5月10日，南京消息，“日用品尚不昂贵，白米每担仅售银元三至四枚”。[35]5月11日，有客自苏州来，“苏州自共军如城后，金圆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币也同样流通，比率尚未公布。……百米每石银元四枚，中国农民银行，已改为人民银行”。[36]从5月21日起，上海与台湾的民间交通已断绝。他听说红十字会、天主教会，基督教会、青年会、儿童福利会、佛教会等慈善机构发起临时救济会，以久居中山医院的颜惠庆为名誉主席，“颇具巨大的权力”。对这个救济机构，“同情与关怀者，颇不乏其人云”。 　　6月13日，他从外电报道得知，上海的工厂虽然想努力开工，但原料不够，因为所有的物资金银等都被国民党搬空，“上海只剩有一空壳了”。[37]7月7日，残余的国民党广州政权试图统一银元。“将新旧银元，不管成色如何，同一价值。这种愚蠢的思想，不知谁想出来？但闻银元券发出后，仍未兑现，究竟银元铸有多少？何日可以兑现？兑现后情况如何？未经披露，无从知道。”在此前7月3日，他对广州国民党当局发行银圆券，以一元换金圆券五亿元，发过一番议论：“一般的评论，问他能否立即兑现？若能立即兑现，或可支持，否则仍蹈金圆券的覆辙，不过将金圆券降级为银圆券耳。有人说：能兑现也不成。兑现以后，可以将白银完全抢光，这种币制可行得吗？” [38]7月15日，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一条合众社上海电：“上海节约运动，实行吃节约菜，节约使用燃料水电。禁止私人汽车，电扇、电梯、冷气，亦予限制。各大银行开会，放弃官僚式形态。市长陈毅，仅吃三级餐。”“三级餐”即“一菜无汤”。[39]9月9日，香港报纸多次说上海公用事业、工厂关门，以及通货膨胀事。“上海事正不易为。尤其那种流氓世界，铲除恶势力，即不容易，真教人伤尽脑筋。传闻工厂将迁出上海，工人群起反对。”[40] 9月13日，他得知前一天上海宣布发行五百和一千面值的人民币。9月27日，有人自上海经天津到香港来台，他问是否有疏散上海市民之事，对方告诉他有“有形疏散”与“无形疏散”两种，前者如上海的无业人员遣归各地，从事耕种 ，如苏北人，其他人则是觉得上海没有生意做，势必离开。比如在上海的英美侨商之所以整装回国，“以无生意可做也”。 　　9月3日，重庆空前大火，烧了8个钟头，葬身火海的约有千人，无家可归者约十万人，他在日记中沉痛地写下了“诚空前浩劫”五个字。[41]10月13日，“银圆券广州中央银行挤兑，本来每一银圆券，值港币四元者，今日仅值五角。美钞在台湾本值官价五元，前日黑市已涨至七元二角”。[42]12月6日，他听说上海“物价猛涨，通货膨胀，闻将发一种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以调剂之”。[43]易代之时，他更关心的不是旗帜的起落，而是百姓生活的保障。对于他暂时栖身的孤岛，凡是关乎民生如物价、币值的变化，他都一一记了下来，使我们在五十五年后可以体会到当年变化的细节、百姓的生活景况。台北当时只有44万人口。4月12日，“昨日，台北米价大涨，零售每百斤四十二万元”。记者问台湾财政厅长严家淦，台币与金圆券是否有倒挂可能，严的回答是：“我们不希望有那现象，但如果发生了，也是不得已的事。”[44]话音未落，第二天，“台币倒挂，以九十九元对金圆[券]一百元”。[45]4月21日，“台币调整为二十五元对一百元”。[46]4月14日，“邮费加价，平信六百元，航平一千七百元，挂号加一千八百元”。[47] 4月26日，“台币调整为十对一百，此间米价，已涨至八十余万购百斤”。[48]5月3日，“台币一元，调整比金圆券一百元。市间颇传台湾币制将改革者，当局尚否认之。台北米价，已至每百斤为八十二万元”。[49]5月13日，易君左到台湾办《新希望》周刊，请客一桌的代价是一百六十万元。[50]5月19日，“台湾自明日始，基隆、高雄两港，宣布戒严”。[51]5月20日，“台湾白米，已售至台币一百三十万元。台币一比三”。[52]5月26日，“台币调整，以一元对金圆券二千元”。（按：此种调整，毫无关系，金圆券已不值一文了，凡共军占领的区域，早已改用人民券。未被占领的区域，人家也不用金圆券。大交易则以金条、美钞为计值，小交易则以银元为计值，金圆券不敢留在身边，只要过一夜，便贬值不少了。）5月27日，“台湾物价增长，米价每百斤一百七十万元。肉每斤七万五千元。其余货物，亦狂涨不已”。[53]6月16日，台湾进行币制改革，旧台币四万元换新台币一元，新台币五元折合美金一元。7月31日，“今日银行挂牌，以新台币六元（即旧台币二十四万元）合美钞一元”。[54]10月7日，他去理发，花了七万元。[55]这些枯燥无味、毫不抒情的数字真实地呈现了一个大时代的苦难，然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并未受到什么影响，照样沉醉在奢靡的享乐之中。7月27日，李宗仁曾到过台湾，蒋介石亲到机场迎接。包天笑在日记中感慨：“有许多人都躲在台湾，视台湾为一安乐土了。”[56]正如他的一首打油诗所嘲讽的——零三零四满街飞，风卷灰沙雨溅衣。 　　更有教人艳羡处，红妆翠服女司机。 　　台湾光复之初汽车绝迹，被日本人尽毁。1949年从上海拥来了大量逃难的富豪、官僚，有许多新型汽车，号码则以字数越少越名贵，上海的太太还能自开汽车，“足以使台湾人艳羡不置”。[57] 　 　 动荡中不忘读书 　 　　一介文人了此生的包天笑即使在动荡的时局中也没有停止过读书，3月29日，他读了曾亲临延安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但未作只字评语。5月6日，他借来郭沫若的散文集《今昔蒲剑》，5月12日读了郭沫若《日本民族发展概观》一文。台湾的图书馆书少得可怜，10月7日，“至图书馆换书，贫乏可怜”。[58] 11月9日晚，他到图书馆换书，交还上次借的胡风评论散文《写在混乱中》。“这个图书馆贫弱可怜，欲选取国外的名家小说亦无有，即有一二，亦被借空。我藏上海有许多好书，置之高阁，都不曾过目，对此不免怅惘。 　　”[59]11月26日，他到图书馆借得《佛兰克林自传》、《挣扎》各一册。第二天的日记中说：“实无好书可读也。”[60]12月10日，他到图书馆换了洪迈的《容斋五笔》及李长之著的《北欧文学》——都是商务出版的。 　　73岁的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3月30日，他曾发表一篇取材于台湾高山族的一个短篇小说《天上人间》。后来11月27日，一批上海报人以上海银行界为背景要在台湾办《经济快报》，都是熟人，向他拉稿，“几有无可避免之势”。11月29日，朱虚白、赵君豪请他吃夜饭。“要我在报上写长篇连载小说，实在我真写不出什么来。今晚的宴会，大有敲钉转脚之意。”[61]无奈他只好写了一篇滑稽小说《上海太太到台湾》交差。 　　他一面与大陆、香港的故旧同好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不时地想起一些前尘往事。3月25日，他收到通俗小说家姚鹓雏上海来信，夸他的“行书仍呈簪花之美，诗亦流丽清和，如中年美人纨衫，不事矜持，自然端丽”，[62]他把这封信全部抄在日记中，或许他忆起了昔日的文学生涯，那些流年碎影。3月29日，他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新政权公布的名单中有蓝公武其人。“此人为我的学生。当时苏州有一吴中公学社，蓝为该学社学生，而我则为国文教员。继而蓝至北京，入研究系，从学于梁任公，但不通音问者数十年了，不知其已入共产党也。蓝原为潮州人，生长于苏，其父在胥门开一土栈，蓝耻之，改籍为江苏吴江人。”[63]这大概就是传统的春秋笔法吧，不露痕迹，褒贬尽在其中。4月14日，一代报人胡政之在上海病故，他在16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于前日以肝癌症逝世，年六十一岁。” [64] 　　10月24日，他接到昔日在《时报》提携过的滑稽小说家徐卓呆9月19日从上海寄出的明信片，路上有一个半月 ，他将其中“弟等生活，一切如常，无善状可述”等寥寥数语都抄在了日记中，并继续写道：“此明信片，共贴邮票四十元，每枚十元。邮票作蓝色，横书‘华东邮政’四字，左角一星，照下面一火车头、一农民、一商人，下横书‘一九四九’年号。”[65] 　　5月25日他收到香港朋友来信。“广州局面转紧后，港地近来币制大跌，富豪均抛出港币，扒进美钞，致港币由五元余对美元直跌至八元。但奇怪者，一般物价，并不有巨大波动，港地人心尚安。一般人的看法，认为英国人老谋深算，不会引起战争。……”[66]8月30日，他收到香港友人来信：“香港本地人，对战事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英人信仰过深，只知做生意可能获利与否。自美政府正式声明，支持英国，必要时协同防守香港后，此间的金融立即安定。目前港币行情，非常坚固，但是以后的变化，亦正是难测耳。……”[67] 　　他最开心的还是收到小孙女的信，所以每次他都要将信抄在日记里。4月9日，他收到孙女以聪香港来信，“小孩子的话，很可喜”。 　　阿爹：四月四日，接到您的信，今天才复，抱歉！抱歉！……我们大概要到美国去，我也要去，我想顶好不去。要是去了，我是言语不通，外国人常常瞧不起中国人，被他们嘲笑，时时想回家，那末不如不去为妙吗？ 　　香港有浅水湾，我们去玩过。到香港仔吃海鲜，腥气得来，下次再也不去了。……[68] 　　11月3日，他接到孙女以聪赴美途中写于船上的来信，颇有趣味。 　　阿爹：不知不觉分别已经有十余天了，在船上我们都很好。不过头四天，我有些头晕，时常不吃东西，现在每一顿都吃了。但是早上因为这星期在改时间（要改得与美国一样），每天改早一点钟，所以早上起得很迟，往往会失去早餐的机会。…… 　　吃饭是十二岁以下的小孩子先吃，吃完，由看护带他们到小孩的游玩房间去玩，然后大人吃。吃完了饭，去领自己的孩子。如没有去领，到一定的时间，看护会送到他们自己的房间里去的。 　　我们在船上，已经看了两只电影。晚上我们有一个儿童会，每一小孩，都有礼物。 　　船上花样很多，房间里每天有船上所编的新闻纸送来，关于世界新闻，船上每天的节目，都有报告。也有香港新闻，报告中国的事。 　　现在船已近火奴鲁鲁了，风和日暖，从昨天起，海水平静无浪，蔚蓝的天空，在夕阳西下时，五颜六色的云朵，十分美丽，已经可以预料到火奴鲁鲁的好风光。到了火奴鲁鲁，我们预备到附近地方游玩 ，此信预备到火奴鲁鲁寄出了。[69] 　　包天笑把信详细地抄在日记里，这是时代转换之际，离开祖国的孙女在茫茫大海上写下的，其中充满了快乐，并无什么去国的哀愁。在小孩子天真烂漫的嘴里，说的都是真话，她又哪里体会得到历史的巨变呢。 　 　 “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 　 　　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包天笑老人自然有深入的认识。4月1日是西方的愚人节，台湾各报“均纷纷登出愚人新闻：如梅兰芳到台湾；吴稚晖往访张学良；顾正秋晕于浴池等等，浅薄可嗤，一望而知是不可信的新闻”。他感叹：“其实中国人正天天过愚人节呢！”[70]这也是对他亲身经历的国民党统治时代所下的判断。 　　4月16日，他听陈小蝶说：“蓝妮除原有的住宅两座外，尚有玫瑰别墅七幢房屋云。”[71]蓝妮就是宋子文金屋藏娇的“彼眷”也。 　　4月24日，也即南京被解放军占领的日子，他在日记中记下了台北的天气：“阳光甚烈，庭前百花齐开。”[72]对国民党政权的沦亡，他没有一丝的惋惜，只是详细记下了美联社有关南京易手的报道。“南京人民正忙于看司法院失火，而不知共军已入城也。”[73]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昨夜至今晨，飞机之声不绝，有许多高官均来此，有人竟疑及蒋介石亦已来此了。”[74] 　　4月27日，上海陷入了包围圈中，各报遭遇新闻封锁，所得的消息都是国民党官方消息，英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因为前两天刊登苏州、嘉兴失守消息，被罚停刊三天，“西人甚愤恨”。同样消息孔祥熙办的《大陆报》登了就不受罚，“因此他们愈为不平”。[75]4月30日，“现在上海各报，只许登由凇沪警备司令部所发出的、交给中央社发播的新闻，其余自己采访的新闻，以及外国通讯社消息，概不许登。台湾各报，则尚有登外国通讯社电的”。[76]5月3日上海设立新闻检查所，所有报刊杂志、出版物，不论中外文都在被检查之列，前一天，上海的《东南日报》、《中华时报》、《华美晚报》、《立报》都已停刊。所以，5月25日包天笑在台湾已看不到上海来的报纸，夜间接收上海广播，各电台全是转播北平新华电台，才知上海已易手。5月2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汤恩伯离开上海前，还应用飞机散发一篇《告沪同胞书》，称什么“上海撤守，纯为顾虑全市区之民命及财产，并非是战争失败”。上海人的意思，以为走则走了，还要放这臭屁做什么。[77]后来他在9月25日又记下：“沪人至今犹恨之切齿，外国人则谓其贪污而兼无能。”[78]蒋介石重用这样的心腹爱将，岂能不败。 　　败军之际，国民党利用最后的海空优势，对各海港口岸实行封闭，或用水雷，或以军舰等，“英、美两国，均不赞成。”[79]对国民党的惨败，包天笑没有一丝的同情。4月29日，“蒋介石发表告同胞书，盼发挥力量，拯救国家，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政府奋斗”。[80]5月3日，“蒋介石或称在杭州，或称仍在溪口，并不一致”。[81]显然，蒋的神秘行踪难道还能让人相信他的信誓旦旦吗？然而，当8月5日美国发表白皮书，严厉谴责国民党和蒋介石，认为“中国内部何以产生这种不幸的结果，中国政府的腐化、自私和军事错误，应负其责”。其中透露了5月5日李宗仁给杜鲁门的机密电报，坦承目前的窘境是没有善用美援，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改革所致；还有1944年史迪威解除驻华美军司令职务前对蒋极为难听的批评。包天笑却在8月6日的日记中说：“总之这个白皮书，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痛骂一番，其情可恶，其意何居？”[82]对于美国政府的指手画脚，自居高人一等，他却是看不顺眼。6月14日，当他从外电听到“除非外国对中共给以援助，或借款，否则上海将遭遇严重危机”时，他也在日记中激动地说：“说来说去，总想共产党向外国借款，他们又可以霸占上海了。正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趁火打劫之心，灼然可见。”[83] 经历过近代沧桑的知识分子对外国在华势力的反感早已深入骨髓，他身上的民族气节、爱国之心与党派纠纷并无关系。 　　对共产党包天笑完全是陌生的，4月5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北平传述：中共对于大学课程方面：（甲）禁止教授罗马法。（乙）将社会科会[学]课程，改为‘学习会议’，讨论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自然科学则准许照常上课。（丙）反共书籍，已自各学校、图书馆取去。”[84]6月1日，他收听了新的上海人民电台广播，各私家电台也在转播，他听到儿童歌唱团的歌声，歌词为“欢迎人民解放军”、“解放歌”等 ，也有绍兴戏、申曲等，“皆有新歌词”。他还听到了上海跑马厅“会场上大呼口号”，有一口号：“要打到广东、台湾！”[85] 7月3日，“上海各学校，已添设新民主主义、马列主义等课程，至外国语的教学情形，则不予变更”。[86] 10月21日，北京昨日宣布新阁官员名单，“闻政务委员之阁员，共为二十名，其中九名不属于共产党。其余如副部长等，则以非共产党人为多”。[87]对此，他几乎都没有作出个人的评判。作为一位老报人，老人无时不在关注转型之际报业的变化。6月20日，“上海各西报，仅有《字林西报》一家，《大美晚报》亦不出版”。[88]7月13日，共产党上海军管会勒令《罗宾汉》、《飞报》两家小型报停刊，“谓其载黑色新闻，及有利于国民党特务之消息。《解放日报》谓：‘帝国主义之喉舌，合众社、美联社，常发送歪曲之消息，已不为人民所喜爱’云云”。[89]9月11日，他谈到各国在华的通讯社，尤其以美国的合众和美联社最为活跃，“他们的范围的宽广，消息的灵通，是其所长，然而亦有许多观察之未周，论断之失当的。当然也有他们的立场，他们的主观意图”。[90]10月11日，他认为外国通讯电，“有可信者，有未可信者，因他们究竟未能明了中国的政治动态，往往力求快捷，不假思索，甚至以意为之。加以自西文译成中文，译者未必全能信达，这全靠读者自己去辨别了”。[91] 　　对台湾的报纸包天笑多次表示不满，5月25日，上海易手之日，台湾的报纸虽有十三家之多，“总是说国军如何的胜利，西报亦不转载，所登消息，大都均靠不住”。[92]7月21日，“香港报现在不能来台湾，本地报纸，对于中共区之消息，不甚登载。偶有英、美通讯社传出消息，也都从[重]新做过”。[93]10月14日，他又批评：“我可不敢相信报上所载的自称胜利的消息。每次登载胜利以后，不一日即发现大不胜利的消息也。”[94]11月25日，“此间《新生报》副刊，钱歌川、陈定山，易君左诸位均写稿。乃前日忽有剿共反苏一电，其中有钱歌川名，但未经钱之许可，并模仿他的签名式。钱意不怿，在《新生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签名盖章》，措辞也还蕴籍[藉]。明日，有人在副刊上登了一篇文字，大骂钱歌川，意思说：‘你住在台湾，对于剿共反苏，尚可游移乎？否则滚出台湾去。’又有人为之不平，说：‘这是强奸一个女人，假如喊痛就是一个耳刮子。’”[95]他本人的态度已尽在不言之中。 　　到12月6日，“战事东南已趋静寂”，国民党残存的四川陷入了四面楚歌中，李宗仁已远走美国，甚至有一个叫皮尔逊的美国评论家在美通讯社广播：“李宗仁来美目的，并非治病，是要将台湾租与美国九十九年，美国的国务院对于这件事，不感兴趋[趣]，但国防部则对此非常关注。”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赶紧辟谣。[96] 　　包天笑的1949年日记到12月18日结束（因为他忽然病倒，卧床数日，未能握笔，日记因此中断），这一天，虽然成都还在国民党掌握中，香港与成都电报尚通，但刘伯承兵临成都城下只有20里，彭德怀的大军相去也只有65里。孤岛台湾将是蒋最后的救生艇，而包天笑不久即告别孤岛，移居香港，“我从煮豆总思家”，在垂暮的时光里，他仍写他的《钏影楼回忆录》，北望江南，他熟悉的故乡，以及展开他文学和报业生涯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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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光甫（1881—1976）是银行家，早年留学美国，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始终以“服务社会，顾客至上”为宗旨，致力于银行近代化，短短20年间，就从仅有七八万元微薄资本的“小小银行”成长为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拥有几十个分支机构，创造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多个“第一”，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民族危亡之际，他毅然受命赴美，与胡适等鼎力促成美国政府的“桐油贷款”，对抗战贡献至大。1949年后他离开大陆，住在香港。 　 　 两党争夺的对象 　 　　1947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际，蒋介石希望四个有社会声望的无党无派人士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之一就是上海金融巨子陈光甫。1947年3月20日，胡适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当时正在酝酿国府委员的无党派人选共四人：陈光甫、胡适之、莫柳忱（莫德惠）、胡政之。[1]可以想见陈光甫当时的社会声望。 1949年初，李宗仁希望重开和平谈判大门，派一个有公众影响的重量级代表团，到北平敲门，其中一个重要人选就是陈光甫，但他拒绝了。在时代转换之间，他成为国共两党争取的对象。他有过犹豫和矛盾，作为一代金融巨子，他思考得最多的还是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他对国民党有过很多的失望和不满，他对共产党了解极为有限，有忧虑，有恐惧，但也有过好感。如同他在1948年12月22日所记“昨夜三时即醒，思想复杂，颇思至美一行，即可解决上海之一切烦恼”。[2]1949年3月20日，陈光甫离开上海，到香港。3月29日他飞到曼谷，参加“亚洲与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4月6日会议结束后回到香港，当天他在日记中说起泰国虽然政变频繁，近年来又有通货膨胀，可还是出超国家，国际收支有富余，对外汇兑率平稳，外汇并不管理，市面无恐慌现象，而且有欣欣向荣的局势。感慨“吾人之前三十年，上海亦是如此，今来此见之有无限伤感”。[3]因为关心本民族的命运，这位富甲天下的一代银行家常常思考更深刻的历史问题、革命问题，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4月7日，他在日记中说：中国之命运落在革命家手中，中国革命家大概分数种，如下：（一）醉心革命者，一切无可理喻。 　　（二）报仇。如孙中山排满……又如毛泽东三万里长征，立志推翻蒋政权。 　　（三）热心名利之徒，追随时代，在左比在右容易得人欢迎。 　　至于悲天悯人的人士，本非革命家，故谈不到后果。…… 　　吾国已到新阶段，入共产思想的政府，Will China be saved from compulsions of anarchy？[中国会从无政府彻底压迫中得到拯救吗？]须有二三年后再起革命风潮。[4]4月15日早晨，天朗气清，他散步到山顶。“全港在目，来往小船乘风破浪甚为美观。”他是江苏镇江人，想起童年时常常随外婆到金山游玩，长江上的情形也是如此。“今来港有逃难意味，相形之下颇多感慨。”他还想起了传说中一位金山高僧与乾隆帝的闲话，皇帝问：“江上来往之船如此频繁，所为何事？”高僧回答：“均为名利二字。”陈光甫说：“今日细味此语，颇觉有马克斯[马克思]唯物论说法。”[5] 　 　 筹划进退，煞费苦心 　 　　在共产党眼里，陈光甫是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的领袖，对这样的名称他很不满意。1948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的前夜，他曾来到香港。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说：“《大公报》载余抵港，而冠以江浙财阀与浙江财团领袖字样。查此项名称之由来，乃日本人所创造。当国民军北伐之时，中交两行垫付军费，颇具势力，而银行主持人如张公权、钱新之、周作民、吴鼎昌、李馥荪等，日本工商金融界联络吾国银行家，有时亦邀余在内。自中交两行增加官股后，其大权已握于政府之手。即所谓南三行、北四行者，其内部亦各自独立，不受任何人之支配。虽有每周之聚餐，亦仅谈谈人事之待遇与应付政府之法令而已，并不若美国之摩根集团等等，可以指挥投资途径，性质完全不同。共产党以此项名称有刺激性，不问其内容如何，竟沿用日本人之称谓，而一般记者亦不之察，常用江浙财团、四川财团、广东财团等名词以刺激人心也。”[6]他12月28日的日记再次提及此事，可见对这一名称耿耿于怀，“香港民主同盟派以反蒋为其目标，实在不明苏联内情。吾在港时曾见《大公报》载有币制座谈会，参加者有章乃器、千家驹等，议论极其幼稚。此辈写文章总行采用马克思辩证法，即一切人的动机，皆是经济的，故有江浙财阀、广东财阀种种歪曲的说法。”[7]12月5日，陈光甫自称到香港四天，既不见报馆的友人，也未和市面上人见面，更不找政界中人，但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个人的进退出路。“其于中共细情，无由得悉，然报纸上披露战况及各种政治小团体之议论，可得二三事。 　　（1）报纸上对于有钱人纷纷之逃难，尤其如我这一类人，言论不表同情，且取攻击之态度。宋汉章、卞伯[白]眉等来此，皆销声匿迹，一若清末遗老逃难至上海、青岛等。如此一来，好像报纸上言论之不错。香港报纸左倾的多，一切的一切，不满现状，无影无形要为一个为民众谋福利之社会政策。 　　（2）中共及各团体今在西文Morning Post[《南华早报》]登载宣言，谓共党取得政权之后，允许私人经营事业云云。此证诸济南情状，倒还不错。如果如此，则尚可维持一短期。然事业方针必须配合新的社会环境。 　　（3）昨云在香港住下计划，我看此情形，似可不必。一来搬家费事，二共党政策不援助做生意的人，不反对中外私人事业，不仿照俄国铁幕政策。我住上海，与香港有何不同？ 　　（4）退休思想久在念中，此时退至香港，亦不妥之至。上海家不搬，且看一星期，再至台湾旅行一次。” 　　第二天，他即确定自己的计划：“（一）家不搬仍住上海。（二）往台湾一行看看时局。（三）时局不好仍回香港。（四）时局好回上海。（五）香港房子要准备。”[8]在和香港的同行一席谈之后，他说：“我觉得反共唯有蒋先生，报载约上海钱新之、杜月笙讨论时局。毛泽东来，恐怕不见得安定。有人说毛欠俄债太深，如东三省一百五十万人所用军火，通归中共使用，则外交政策必徇俄人之政策。又觉共内部必有分裂之情势。故香港仍为本行重要之中心。” 　 　 对共产党心存疑虑 　 　　易代之际，作为金融巨头，陈光甫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以至于存有偏见和误解自不待言，他几乎一直对共产党没有停止过忧虑。12月7日，看见香港道路的整齐、街市的繁荣，他感叹：“四十年以来，内战不歇，人人为私，致造成今日之局面。今后下去，政治经济另走一条路，此路乃为人民所过不惯者也。然事逼处此，有何另外法子也。寄语现在旅居国外友人，此时不必作归计。太平局面，只有英美二国有，自由亦只其有，人生在世，不必另有所求矣。”[9] 12月12日，他想起宁汉分裂之时，“汉口共党政府主动，组织各业工会，清算斗争，颇有令人难以终日之苦。共党号称为人民解放军，先从工人主政入手，即从银行方面，首先驱逐经理，由工役组织委员会，开始清算。其时，我是在上海好，还是不在上海好？此一套工夫，我颇难欣赏，故还是不看见的好。其所以不要看原因，乃是太觉幼稚”。[10] 他甚至设想了12条具体“做法”，认为共产党按如此做法，五年内即有成效，把生产搞好。 　　12月16日，北平已易手，局势发生变化，他从澳大利亚回来的冀朝鼎那里听说：“共党对英国人颇好，取得政权后，必许其做生意，因英国人肯合作，对美国呆板一点。” 　　“细察现在局势，共军必取得政权，最后归宿必用马克思主义。我年纪已老，应当退休，不问行事，返上海为一最短时期，不可站下去，站下去有种种不对。对方来谈，是否不与他谈，且来者皆系投机分子，廿年以来，看见很多。” 　　“比较无共党势力地方为香港，可以当作昔日之租界。迁居此地，一如前清官员往青岛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忘记我们了。且此地尚有朋友，可以与美国通信，看看报，读读书，有相当自由，此为最宝贵之精神食粮也。”[11]两天后（12月18日），他继续写道：“若云中国共产党并非受俄国人主持，或云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乃是自欺欺人之语。无论他们及其党徒或一般小政客及投机分子如何说法（有人相信为真，且有外国人相信），我们不能相信。”[12]12月27日，在回上海的船上，他有这样的思考：“香港报纸常载共党议论，云现下与苏联斗争政策不同，采用民主经济政策，许私人企业，并与外人通商。此乃共党深知推行社会主义，非有一相当时期不可。……吾人可因此推论到聪明而切实计划之共党或社会主义者，当非轻狂之徒，处心积虑为人民谋幸福，决不肯轻举妄动。”[13]一年后，局势早已发生巨变。1949年12月5日，陈光甫从报纸上看到大陆新政权公布的明年度预算，军费支出的庞大引发了他的感想：“总支出中，军费占38.8%，据估计约养军至少五百万人，而国民党之在台湾及海南各地者，闻尚有军队一百余万人，军队如此之多，自足影响于经济建设。”他忆及清末，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不过二十多万人，辛亥革命后扩充军队，各军阀“皆欲拥兵自卫，以致民穷财尽”。“吾国殊无此力量养六百余万军队，推测明年复员，最多保留二百五十万军队，方能使我国逐渐建设。”[14] 　 　 对国民党政府深深失望 　 　　对国民党，打过二十多年交道的陈光甫也有着相当矛盾的心态。1948年12月2日，他在香港医院检查身体，与英国看护妇谈英国生活情形之后感叹说：“生活艰苦，过惯了亦不觉得。我们日子太舒服，贫富不均，以致社会不安。英国医药费、教育费，均由政府供给。英国人对于政府，亦不吹毛求疵。他们亦有其享乐的地方，看报读书，料理田园，爱家，爱地方，不似中国一天到晚怨恨政府，故中国事难办。然而他们皆是有固定职业者，否则牢骚比我们还要大而多，革命还要快。我们今日之处境，正是革无能政府之命，要求改善，要求生活。”[15]12月5日，在谈及香港的“富力雄厚”时，他认为是“英人政策宽大”、“居民运用天才而成”，相比之下，“中国政府近年处处消灭人民的创造力，私人企业不发达”。[16]12月14日的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国民党统治的方方面面都表示出不满。 　　各地有省政府、市政府之政治单位，纸片上画得分明，奈看来是：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道路不平。 　　政治上：赏罚不公、纲纪不明、责任不清。 　　社会上：人民无自信心、工商业废弛、教育破产、一片凄凉景象。 　　管理外汇，愈管而资金愈逃避，醉心管理者如徐柏园辈，死也不明白。外国人如Rogers辈总以为法子不错，人不行，不知中国政治不行，说管理正好帮助政府中人方便。但他们不承认，因中心欣赏之故，好比唱戏人总想唱一出好戏，不知政治经济环境，死硬的做，弄得百姓鸡犬不安，可怕的学说！[17]陈光甫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其实也经历了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北伐时期，他和其他上海的金融巨头曾以财力支持过蒋介石。所以1949年4月21日，谷正纲等从溪口回到上海，通过杜月笙邀请他和钱新之等座谈，带来了蒋的话。“北伐时上海这班人帮他的忙，如今重新表示感谢；今后如北伐时一样，还要希望我们这群人（颜骏人、钱新之、我等）帮他的忙。如今和谈决裂，共产党对内无Principle（原则），对外要走亲苏的路线，与过去外交中立，不亲苏也不亲美的政策不合。如今要决心破坏20年来国民党的政绩，而所提的条件直似无条件投降，不能接受。和既不能，只有继续作战。”谷并提出了“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口号，然而时移势异，一切都变了。那天，情绪不好的陈光甫一声不吭，他说自己如果说话也不会好听，这一心迹在日记中袒露无遗。 　　今日之争非仅国民党与共产党之争，实在可说是一个社会革命。共产党的政策是穷人翻身，土地改革，努力生产，清算少数分子……所以有号召，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反观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没有替农民做一点事，也无裨于工商业。[18]这最后一句话大概可以算是他对自己曾支持过的国民党政权的盖棺定论吧。在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他已预感到即将发生的一切，默默地告别了大陆。6月底，蒋派洪兰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慰问”像他那样的资本家，7月2日，还由杜月笙出面宴请他们，洪在致辞中说了一番蒋与李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等空话，陈光甫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了很长一段话。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间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上转好现象。[19]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他询问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侨领袖李国钦，李说，纽约的看法是近20年间或不致发生。陈由此感到这只是国民党人的幻想罢了。想起此前1948年9月，南京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和外币，蒋曾经发表谈话痛骂上海金融、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对那次“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的谈话，他记忆深刻，如今蒋又派人“慰问”来了，他说：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20]当然，他再也不会像北伐时期那样支持蒋介石了。 　 　 不当李宗仁首选的和谈代表 　 　　1949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陈光甫已经为自己和家人设计了一个应急计划，必要时准备和妻子出走香港，并在那里安家，然后到新加坡、曼谷、仰光、菲律宾、美国等地旅行，他已经申请了护照，并设法取得去马尼拉的签证。就在这时，南京政权发生变化，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李一上台，就急切地谋求与胜券在握的共产党和谈，其中一个举措就是邀请几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社会名流，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到北平“敲门”，试图利用他们的社会声望敲开和平之门，陈也是李宗仁首选的对象之一。 　　1月24日，李派代表刘仲容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面见陈，结果刘刚到上海，就被紧急召回南京，所以信由章士钊转交。1月29日是传统的春节，1月30日，李再次派亲信甘介侯带他的亲笔信到上海，动员陈。1月31日，李亲自来到上海，当天上午在中国银行召见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等二十多位各界社会名流，晚上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消息说已推出无党派社会领袖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陈光甫、冷遹等五人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实际上陈、冷两人压根还没同意，颜惠庆2月1日的日记中说：“李代总统似乎急于让我们马上启程。可是，代表团的两名成员出于个人的原因，好像尚未决定接受总统的提名。”[21] 2月3日的日记中点明是陈光甫、冷遹。陈光甫自己的日记中对此更有详细记载。 　　当夏历新年之际，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我参加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目的是寻求和平，但并不需要共产党人谈判和平条件。更确切地说，其主要任务是使在北平的共产党领导人认识人民的苦难以及实现和平的迫切需要。代表团不代表官方，它将为政府的正式代表团与赤色分子的谈判铺平道路。 　　我试图拒绝。我的理由是，我是银行家，一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代表；在政府和共产党人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我曾两次被作为工具去华盛顿为政府寻求财政援助；我通常被认为是亲美分子。 　　当代总统自南京飞沪，作短暂的然而是戏剧性的访问时，我提出了上述理由。2月1日上午10时，我被召到中国银行大楼。我向代总统解释：我不是寻求和平的适当人选，在代表团中有我的名字可能使共产党人感到刺眼；我认为张元济、侯德榜、卢作孚将是更为合适的人选。但是，代总统不听我的陈述，并且说，我应该去。[22] 　　李宗仁召见他们之后一起吃午餐，饭后李继续与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梅贻琦、冷遹、张嘉敖和陈光甫等少数人座谈，李说，计划中的代表团是“和平攻势”的一部分，目的是向国际社会证明他对于和平的诚意与渴望，从而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个使团可以称为“敲门使团”，并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他表明，虽然没有蒋介石，华盛顿仍将支持南京政府。李的这番话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感到李千方百计动员和平代表团北上，眼光却落在华盛顿，是要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所以他才那么在乎陈光甫。 　　与美国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受到美国重视的陈光甫当然欣赏李的立场，没有美国的援助，上海的商业，包括他本人的银行在内早就破产了。他想，和平代表团如果能促进和平，导致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产生，那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不成功，至少也会赢得美国的同情与援助。因此，去还是不去，他有所动心，有点犹豫了。 　　经过再三慎重考虑，他最终还是决定不参加这个代表团。2月3日，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惟兹事体大，涵义微妙，人选如何，实成败所系。弟一生从事商业银行，与英美关系较深，且曾厕身立法委员，如滥竽其中，转授对方借口之柄，将恐有碍进行。”[23] 同时他希望吴忠信去南京为他解释一下。 　　由于他的拒绝，冷遹又因江苏省议会即将开幕而不能去，“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人选发生变化，2月6日宣布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及沪江大学校长凌宪初、大夏大学校长欧元怀、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侯德榜等六人组成。但李宗仁很快从北平方面获悉，中共对陈光甫不参加代表团“有点儿失望”。2月8日，李再次飞到上海，一是再次动员陈，同时讨论上海的经济问题。一到上海，李即在黄绍竑寓所召见了陈光甫、钱新之、张公权等上海资本家并一起吃午饭。陈光甫在日记中说： 　　我参加和平代表团去北平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代总统立即重新提出他的要求。他说，他在北平的代表送来消息，由于我不去北平，共产党人有点儿失望。因此，代总统要求我根据这一情况重新考虑。我很为难，但是，我告诉李代总统，我真正看不出改变我的决定的理由。他是个好人，不想过分勉强我。[24] 　　当天下午，陈光甫到颜惠庆家参加会议，讨论去北平的和平代表团可以做些什么。甘介侯希望他能够重新考虑不去北平的决定，他的回答仍然是否定的，甘问为什么，他说：赤色分子宣称，如果代表团希望参观北平，不准备讨论和平条件的话，他们愿意接待。他不喜欢共产党的这种广播。章士钊将他拉到另一房间，说自己收到北平的电报，共产党人渴望他参加代表团。他再次说明：上海财政形势如此严重，如果我参加代表团，共产党人无非希望从我身上取得如何使上海经济成功运转的主意。事情到了这一步，眼前已没有解决的办法，我的意见是只有依靠美国的援助，说得更明确些，我们必须有美元。过去两年，我们大概得到15亿美元的援助，上海，乃至中国才得以存在。由于赤色分子不断地攻击“美帝国主义”，我无非想象，我如何能与他们谈话，这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我与共产党人之间缺乏走到一起并进行讨论的共同基础。他还对章说，如果共产党人对我上述仅仅是纲要性的阐述有兴趣，可以给我一个电报，我将去北平。[25] 　 　 出于个人考虑也受朋友圈影响 　 　　2月13日，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四人组成的和平代表团终于成行。第二天，陈在日记里又一次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他说两个星期前，在得知组织代表团的提议时，他的反应是一半愿去，一半不愿去，甚至可以说略微倾向于去。最后之所以决定不去虽然主要出于个人考虑，但也受到朋友圈的影响。一位姓文的将军说：“和平难以实现，代表团的工作注定没有结果。如果随代表团前去，将可能遭到共产党人的攻击。”胡适也劝他不要去，除了颜惠庆可能是个例外，其他人都不是重要人物，和他们一起去不得，代表团将不会有任何收获。叶公超时为外交部次长，听到他拒绝去北平后很高兴，说不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在中国，政治将长期混乱。他代表着两家成功的企业，不应该使自己卷入，从而损害这两家企业的发展。他说：我感谢这些和别的朋友们，他们关心我的幸福。在他们的劝告和鼓励下，当李代总统2月9日来到上海要求我重新考虑的时候，我才能作出明确的答复。 　　对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来说，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议上，我太“滑头”了。是的，“滑头”，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的意思是见风使舵，利用形势以达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记中澄清这一点，我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滑头”，如果不是因为我的朋友们，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势的错综复杂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议。[26]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想法。他称自己不是一个年轻人，退休计划早已酝酿。去年政府几次和他商量，要他担任公共职务，每次他都想拒绝。虽然这些努力并未完全成功，但却使他感到有可能过一种退休生活，实现自己的个人自由。比如拒绝不想担任的工作，不想说什么的时候可以保持沉默，希望走动的时候可以离开上海等。“一个人可以声称反对国民政府，但至少，在它的下面，我已经享受并且实现了这种或类似的个人自由。”对陌生的共产党他内心充满了恐惧，最大的担忧就是可能失去他说的这种“个人自由”。“正是这些思想，使我决定回避任何和共产党人见面的机会。如果我和代表团一起去北平，那末，我将使自己卷入，从而中断退休计划。”“愈来愈清楚，共产党人将来到并占领上海。与其说我不喜欢他们的革命，毋宁说是因为我的个人考虑。”从这一刻起，他实际上已作好了离开上海的打算。[27]无论是拒绝参加和平代表团，还是最后选择离开上海，对陈光甫来说，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香港默默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 　 　　1949年3月19日，虽然春寒未尽，但这是一个和畅的春日。前一晚，李宗仁到达上海，翁文灏又来电话约陈光甫去谈话。人心惶惶的上海已出现了钞荒，大小钱庄银行都无现钞，顾客有存款也取不到钱，原因是中央银行没有现钞，“中央银行办理不善，怪中央政府不知经济，多用钱，浪费财力，又欣赏统制。如中央银行是民间银行，不会到如此地步。千言万语政治万恶，凡事一涉到政治，便失去忠诚本位，中外皆是如此也。” 　　此时，共产党已据有长江以北的大半江山，核准上海储蓄银行为国内汇兑银行之一，他心中不无忧虑，认为——此事要小心，要遭人忌，国民党政府恶意误会，唯有少做，点缀而已。因果说法可怕，我既不要名，又不在乎利，且些许内汇生意并无利可图也。 　　此时人家看来，共党赞成我们，叫我们做内汇，人家不知亦想做，做不到内心醋意可怕，因醋成怨，一旦发泄吃不消，对付不了。[28] 　　上海解放之后，陈光甫在香港默默地注视着大陆局势的变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在上海营业，但情况已有所不同，其中职工会的权力膨胀令他意外。10月5日，在看了四份“本行上海职工会”编印的《上海职工》刊物后，他说：内容所述颇多涉及本行之管理业务方针事件，实已轶出职工会范围。职工会性能，在谋本身之福利，如待遇问题、时间问题等等，即按诸政府政策可以参加企业之管理，所谓参加者，亦只在于了解管理部门之措施或有所建议，殊不能主动干涉，甚至反居于主位，使主管人员增加办理之困难。此种思想，实有错误。 　　管理人员经营某一企业，必须具备丰富之技能、高深之学理与聚积之经验。职工会现在正在学习，其所学习内容，为毛泽东政治思想，而于银行业务，亦仅“银行实务”之粗浅技能，其不了解业务方针之深意，而欲多出主意，上主管人多所解说，分散精力以应付内部，甚至由此引起误解。 　　针对职工会提出的主张，如将本行所有外汇移至国内运用于生产，他在日记中逐一进行了辩正。他认为商业银行的功能主要是增加存款，促进国内城乡物资交流，如将外汇移用于生产，或办一工厂，范围也很渺小。“是放弃原有之田地而不垦植，另作开荒之图者，思想殊不准确。”关于办理农贷，他回顾了银行曾创办农贷的历史。“而本行如办理农贷，合作法尚未颁布，无所依据，农村工作人员亦未养成，如遇天灾歉收，放款不能收回，则于存款即失保障。何况商业银行尚无后门，可以融通周转资金，一遇银根紧急，则此项呆搁之农贷无法随时收回以为周转。本行今日贸然从事农贷，势必引起严重后果。” 　　他批评职工会一知半解。“不深切调查研究，自以为是，而犯主观错误。然此亦政变之初，难免出现各种不合理现象。”“是以本行职工会，一方面谋其本身之合理福利，一方面则应加强各个之思想学习与技能学习，殊不应干涉本行之政策及管理，以及业务方面，妨碍主管人之精力也。”[29] 　 　 “以所能换所需方可存在” 　 　　12月10日，左派的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孙师毅当面对陈光甫表示“素所钦敬”，并告诉他，上海解放初共产党方面曾“授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职工会发电请他回上海，否则职工会不会发电。[30]但年事已高的陈光甫疑虑重重，最终没有回到大陆。但作为金融巨子，他创业的成功，他的经营理念都将是本民族宝贵的遗产。1949年2月1日，他留下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日记，这一天他谈到了对私人企业的许多精辟见解，其中无疑包含了他的切身体会。 　　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 ，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来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 　　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 “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抗战发生以后，由于局势之浮动及物价之继涨，更使私人企业家无长远之打算，而一般则更看重于近利之获取，是以投机之风大起，推波助澜，危害社会，乃使一般人对商人发生前所未有之厌憎心理，而较大之事业机构，以其近水楼台，更充分表演“长袖善舞”之作风，亦即一般所指之“豪门大户”。 　　即使其中一些有服务社会之初衷的，处在这样的恶流中，也会不知不觉失去原来的目的，而转为一极其恶俗的盈利机构，“与社会日远，与恶势力愈近”。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而在通货膨胀下如不能盈利，就无法生存，因而不得不致力于盈利。既树立了盈利的目标，那就不能不与社会上的恶势力有所妥协和平衡，也就不能完全避免投机者常用的方法了。 　　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安全感的因素，即使有盈余只以自保为主，既不肯分与股东，也不肯用之社会。 　　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 　　因此，私人企业在中国遂变成为社会之累与蠹虫，失去其存在之价值。他们与社会日渐脱节，而与投机者打成一片。此种恶势力正与清末票号相类，因其获利与资力之来源，均已缩至极狭之范围中也。 　　然而，并非谓今后不需要私人企业，所指者乃受以上痛染愈深之事业，其将来必被淘汰。除非中国永远如是混沌，否则，私人企业必将接受其应有之责罚，不待言喻。 　　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需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即尽一分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31] 　　实际上，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包括1927年创办的中国旅行社）就不是什么“盲目牟利之机构”、“恶俗的盈利机构”，而是蕴涵着创办人“服务社会”的真诚理想。与国民党政权，他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即使曾厕身国民党政府行列，他也没有同流合污，始终头脑清醒，双手干净。他在美国朝野赢得的声誉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滞留香港不愿北上？ 　 　　陈光甫对国民党执政二十多年的失望，并没有使他认同陌生的共产党。对于打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他的心态也是极为复杂，特别是对回大陆更是顾虑重重，所以他才会一再拒绝了各种劝说、邀请。 　　1949年7月1日，章士钊提议和陈光甫、李国钦一起去北平，说毛泽东正在等着他们能否北上的电报，陈拒绝了，章问用什么理由回答毛，他解释说，理由很简单，“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32]也因此，他才会异想天开地向章士钊建议，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那样的人，以便打消西方国家的怀疑，李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美大使。他认为，比起他本人、李铭、侯德榜，“李是最适合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33] 　　这些设想显示了陈光甫作为一位在商场上极为成功的金融家，在政治上的天真和可爱之处。7月4日，陈光甫接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转来的黄炎培的电报，转达了周恩来劝说他早日回大陆，“共为新中华努力”的意思，他回电表示因健康原因不能回去。 　　9月12日，在新政协即将召开前夕，李济深派李绍程带着亲笔信到香港面见陈光甫，信中希望与产业金融界的耆宿及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合作。“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34]把自己毕生的心血献给了中国金融事业的陈光甫对此确实怦然心动，10月31日在给李济深的回信中说：“惟以在港养疴，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35] 　　10月25日，已是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济深再次派李绍程到香港，邀请在港金融界的陈光甫和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李馥荪五人北上。陈日记中说： 　　据说当时在京为此事曾举行过一次会议，有人揣测金融界未曾前往，或有下列三种原因。（一）彼等握有外汇甚多，不能在解放区过严肃生活，故仍留国外消耗其外汇。（二）或者怀疑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巩固，故抱观望态度。（三）或者感觉人民银行之业务过于广泛，在在牵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故觉商业银行前途难于进展，因而徘徊不前。 　　李绍程当时曾替陈有所解说，说他生活向来严肃，至于第三点则不知所云，毛泽东拟亲自出面来信邀请，李济深说不如由他出面较为轻松，免得他们为难，觉得有非去不可的意思。陈光甫准备下星期一请李绍程午餐面述一切，并将这个意思告诉了宋汉章等人。 　　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还回顾自己投身金融业的心路。 　　余之经营银行宗旨，在于与恶劣环境奋斗，并且要想法帮助生产增加，改善生活水准。 　　数十年来，均照此做，所惜未曾遇到好政府，迭次遭受打击。现在人民政府在华北华中华东，已做到稳定物价、安定金融的好成绩，本人已深所钦佩。例如提高外汇，原为鼓励出口，但在过去即做不到，倘若汇价有动，则物价即涨，现在一面提高汇价，而一面国内物价能以下落，此种显著好现象，真真不容易做到。又如通货发现，在作战期内，自无法可以避免膨胀，惟所采各种征税方法，皆能压平膨胀速度，使得金融安定，工商能以逐渐复夜。凡此皆足以表示人民政府之成功。吾人自问，殊无更好方法可以出力。 　　针对揣测他滞留香港不回大陆的三点，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一）本行外汇资产皆洋机如数陈报人民银行在案，内中毫无公私不分情事。此在吾国环境中，如此清白，可谓难能。本人在港，纯为就医方便，毫无其他用意。 　　（二）人民政府奠定全部胜利基础，而且铲除数千年来无法根绝之贪污，政治修明而具实效，尤其抱学习态度，实事求是，彻底研究，有此精神，无事不成。此种刻苦耐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作风，吾人实出自衷心之佩服，无所用其怀疑。 　　（三）本行在天津和上海竭诚与人民银行合作，最早即在天津独家代理中国银行之在国外收付。内地停业各行均逐步复业，根据人民银行指示，帮助增加生产，参加各种银团。此种积极行动，在解放区皆有事实足以证明。本行总负责人总经理，始终未离上海，各地负责人亦各守岗位，主持业务。 　　他再三解释：“人民政府邀约北上，此在个人实为无比荣誉，奈余年近七旬，常患失眠，并时有头痛，在港就医，未能复原，此时不能作过度之劳动，故逗留此间，期复健康，倘身体转好，随即回去。本人对于本行董事长一职，经已向董事会辞职，实因身体不好之故。上述本行与人民政府合作情形。是本人之去与不去，原是无足轻重。再本行及中国旅行社尚有设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台湾各地者，办事人员均共事多年，各该地之政治恶劣，足以发生严重后果，甚至有性命关系，余亦不敢行动，致彼等发生困难，好在不久均可解放，将后顾虑能以减少。”[36] 　　11月10日，章乃器出面邀请陈光甫、李铭等北上，第二天陈即复函：“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37] 　　对于北上，他既没有打算很快动身，也未一口回绝。 　 　 一桩银行业务惊动几位重要人物 　 　　这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出了件事。9月15日该行经手的一笔950万港币款项，因港方查补第二密码，延迟一天，正碰上英镑贬值，上海的中国银行国外部要他们赔偿损失，对方甚至暗示有吊销执照或没收外汇的可能，要他们迅速解决，不要节外生枝。陈光甫认为问题“不在痛惜财款，而在是非应予剖白，如屈就则将后寸步难行”。11月15日，他约李济深派来的代表李绍程在家午餐时，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书面给李，希望李能电告北京，转告主管部门公允解决。同时抄录两份，由张公权转交《文汇报》张稚琴，此人是李济深驻港代表。第二天，李绍程来，说看过书面材料，“认本行立场正确，毫无错误，不能负赔偿损失责任。可惜本行致中国银行函，措词尚嫌软弱，惟此函送出后，此事即告段落，不必再行理会”。他说可以得到公允解决，他可以先发一电给李济深的秘书，李可转告主管部门电沪。他并拟好了电文。当天陈光甫去张公权那里，知事有凑巧，正好张稚琴去张家，已将材料转交，他已看过，并答应到广州通过李章达设法解决。 　　陈光甫在日记中感叹，连日对此事接洽，都有巧合。“李任潮约余北上，经此事发生接触，恐余之将后行动，受此影响，或有促进的可能。”[38] 　　11月19日，对于汇款案一事，“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只求“财去人安乐”，他表示：“余意不在痛惜财物，而在判明是非。” 　　11月21日，他从张公权那里得知，前一天有中共较具地位的告诉他，说此事他们颇有理由，可以致电陈毅公平处理。 　　11月22日，《文汇报》张稚琴从广州回来。李章达称“现政府政策在收复人心，此事即使政府吃亏，亦不能用高压手段”。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叶剑英曾与张谈及陈光甫，说他“过去做人正派，在国际上极负声誉，希望出来参加”。[39] 　　这一天，陈光甫发现李绍程原来与李济深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与其秘书熟悉。11月25日，中共方面问张公权，汇款案以政治办法解决还是经济方式解决，陈不赞成用政治方法，恐今后“有此结痕，免事易于为难”，所以希望经济方式解决，即交由银行公会仲裁，虽然他知道当时外汇业务有经验技能的多已离开，留下来的或技术不专门，而且限于环境，有所畏忌。但他觉得出于第三者的评判，不是对方的压迫，则可以对本行有个交代。 　　12月21日，陈光甫认为主要是自己的银行在上海，把对方当作政府机构，先存恐惧心理，也没有详细调查其中真相，从侧面打听，“大概私营银行同业中，亦俱在恐惧气氛内，故咸认以忍痛赔款为合算，以免动摇本行经营之基础”。[40] 　　这件事对他最终下不了决心北行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很难判断。但这件小事也要通过惊动叶剑英、陈毅、李济深等重要人物，恐怕也会给他留下印记，难免不望而却步吧。从此之后，陈光甫再也没有北上的打算了。 　　[1]《胡适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093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28][29][30][31][36][38][39][40]上海市档案馆编《陈光甫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210、227、228—229、229—230、200、212、201、202、204、207、208、211—212、242—243、199—200、201、205、216、232—234、246、214—216、234—236、236—237、239、244页。 　　[18][19][20][22][23][24][25][26][27][32][33][34][35][37]转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41、644—645、646、 632—633、634—635、634—635、638、640、639、646—647、647、649、650、650页。 　　[21]《颜惠庆日记》，见《颜惠庆回忆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383页。 　 　 诗人、革命家：柳亚子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近代有影响的诗人、革命家，一生中写下了7000多首慨当以慷、意气风发的诗篇。早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陈去病、高旭等发起光照文学史和革命史的文学团体——南社。辛亥革命后，曾到南京临时大总统府任秘书，不到三天就辞职，到上海办报。1923年，与叶楚伧、邵力子等发起成立新南社，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1924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他成立吴江县党部，1925年被选为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1926年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因为反对蒋介石的“清共”政策，受到追捕，一度亡命日本。“皖南事变”后，与宋庆龄、何香凝在香港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被开除党籍。随后在重庆与谭平山、李济深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8年，又与宋庆龄等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秘书长。著有《磨剑室诗词集》、《磨剑室文集》、《南社纪略》，编有《南社丛刻》、《苏曼殊全集》、《南明史料》等。 　　开天辟地君真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 。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弛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1] 　　1949年3月28日夜，与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唱和不断的柳亚子写下了这首《感事呈毛主席》，诗中弥漫着他内心的不满和牢骚，流露出了归隐故乡之意。[2]“说项依刘我大难”意指说服蒋介石交出政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个天大的难题。这是柳亚子对中共与国民党政府的和谈不满。这一天离柳亚子到北平不过十天，毛泽东进北平只有三天。一个月后（4月29日），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当天中午就让秘书田家英送到柳亚子的手中。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一个令人费解的谜 　 　　在心向往之的新政权即将诞生之际，柳亚子竟然“牢骚太盛”几乎成了，柳亚子“牢骚太盛”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自毛泽东的诗在1957年的《诗刊》第一期上发表至今，还没有人提供特别有说服力的解释。最近，孙有光写了一篇回忆文章《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1949年柳亚子住在颐和园时，他是负责其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员，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以及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田家英送来毛泽东的上面那首诗的经过。当事人的回忆大大有助于我们破解柳亚子的“牢骚”之谜，其史料价值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说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听鹂馆请柳亚子夫妇吃饭，对他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事当面作了批评，并对没有邀请他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等做了一些解释，周说：“因为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没有麻烦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3]周恩来对柳亚子的劝慰透露了其牢骚的重要原因。只是孙有光记忆的时间有误，查柳亚子4月22日日记，没有一字记载，倒是他6月28日记有和周恩来在听鹂馆晚餐，但同席的人很多，有张友渔、徐冰等共13人。“乘舟而去，徒步而归，余颇有醉意。”[4]参照宋云彬７月４日日记，周恩来和他谈话应该是这一次，这一天，宋云彬曾收到他的来信，其中有“自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作一夕谈后，日来魂梦都安，更觉心平气静矣”这样的话。[5] 　　此外，仔细对照孙有光的回忆与柳亚子、宋云彬当年的日记，有许多回忆也并不准确、可靠。如孙回忆，“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4月1日在北平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谈，将六国饭店作为张治中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和工作的地方，包括柳亚子在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都要全部搬出，3月29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益寿堂。“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所以他才写下了那首不无牢骚和幽怨的诗《感事呈毛主席》。“总的说来，柳亚子的牢骚，是从3月26日通知让他从六国饭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给他送诗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发生的。”[6]这番回忆多处有误。 　 　 孙有光的破解还有疑问和漏洞 　 　　一、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也并不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实际上，他到北平几天即开始流露出了不痛快，抵京当天他就有意到西山碧云寺参拜孙中山的灵堂，因接待部门无法及时提供小车而未能成行。 3月20日晚上，他出席李维汉、周扬主持的学术工作者会议。“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7]3月24日，“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8]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南社盟主被摈于文协筹委会常委之外，话虽说得轻松，其中却不无苦涩的滋味，实际上“牢骚”已露出端倪。 　　这和他进北平前的发脾气可不一样，3月17日叶圣陶日记称：晨起甚早，亚老示以二绝。昨夕在车站等候较久，亚老向招待人员发脾气，既而悔之，遂作二绝。其一云： 　　驱车夤夜入沧州，俸禄中宵动旅愁。 　　蛇影杯弓疑过敏，如虹剑气浩难收。 　　其二云： 　　谩骂灌夫原失态，数奇李广不成名。 　　水心两字能箴我，克己终怜负友生。[9] 　　3月25日的云彬日记中就谈及柳亚子“近来兴奋过度，又牢骚满腹，每谈必多感慨”。[10]这与柳亚子后来写给儿子柳无忌一家的信中所说“我到此后，精神非常好，就是脾气愈来愈躁，喜欢骂人，那也不去管他了”。[11]前后可以相互印证。由此我们不难想见，柳亚子的“牢骚”也不是从3月26日这一天开始的，而是踏进北平不久就有了。 　　二、孙有光回忆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时间不对。据柳亚子4月22日的日记，那天他到陈叔通处，钱端升、齐燕铭来，才知“将迁入颐和园休养”，“或将与不辨菽麦的载湉小丑，同其命运欤！一笑！”[12]与孙有光回忆3月26日决定将他移居颐和园相距近一个月。 　　第二天（4月23日）下午，他到颐和园益寿堂看屋，“结果，非常满意，遂决定星期一搬家”。[13] 　　星期一即4月25日，这天下午他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宋云彬等也是这天搬离六国饭店）。后来他将自己移居颐和园以后的诗集名为《万寿集》，前面有一段话称，齐燕铭说让他们夫妇住到颐和园休养，是“奉毛主席之命”。3月28日，柳亚子写下“分湖便是子陵滩”的诗句时，离移居还有近一个月，可以断定移居不是他牢骚的原因。何况根据柳亚子日记、书信，他对移居颐和园是满意的，4月25日他在日记中说：“余俩住益寿堂之正落，共五间。心清住西厢，安排甚妥帖。” [14]他在1949年诗集《光明集》第九卷中也说，4月23日去看了颐和园的房子，“其圆满超出意外”。几天后住入那里，“自今而后，其将安我神而悦我魂欤！”[15]5月13日，他给关系密切的画家尹瘦石写信：“我已奉毛主席之命，住在颐和园益寿堂，算是给我养病吧！”[16]6月14日他给柳无忌一家的信中说道：“颐和园住得非常开心，不想还家，因为上海没有这些好环境好房子来住也。”[17]7月15日，他在给执弟子礼的曹美成信里也说：“我因身体关系，毛主席要我在颐和园静养，不问一切外事。现在在研究南明史料，颇有兴趣，其他则暂时不管，也许永远不管了。”[18]其中虽不无牢骚与不平，却不是因为移居颐和园引起的。 　　三、孙有光回忆说，柳亚子“牢骚”原因之一是，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泽东还没有接见他。他写《感事呈毛主席》诗时，离毛泽东到北平不过三天，这个原因恐怕不成立。实际上，毛3月25日下午到北平，他就作为三十个代表之一去机场迎接，与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等“同乘第一号车，检阅军队而返”。当晚，毛就派车接他到颐和园饭局，共有两席，主人外，有他、郭沫若、陈叔通、章乃器、张东荪、沈钧儒、李济深、章伯钧及刚到北平的黄炎培等民主人士，共20人。毛虽没有单独接见他，对他也是优礼有加，他也是兴奋难以，当夜即赋诗四首，其中除了对毛泽东的赞誉，看不出有什么。 　　倒是他感到不仅在文坛上未受重视，更令他不安的是他觉得在自己参与创建的民革也受到排挤。2月28日，即在他到北平前20天，李济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出席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也就不可能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民革的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补入）。不到一年前中共中央邀请各党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名单上柳亚子名列第五，何况他曾是民革的秘书长，当时还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现在却连代表都不是，他内心的不满可想而知。 　　至于“无车弹铗怨冯 ”，出入没有专车确实给年事已高、高度近视的他带来很大的不便，对此他确实有意见，但决非他“牢骚太盛”的根本原因。 　　四、柳亚子的牢骚并不始自3月26日，也没有到4月29日终止，其牢骚远不是这一个多月间的事。 　　3月25日，柳亚子日记说：“上午，赴云彬处与愈之深谈。”[19]到底深谈些什么，他本人的日记没有只字透露，好在宋云彬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录：“愈之谈及张申府，谓张之大病在不肯忘其过去之革命历史。彼与毛泽东氏在北大图书馆有同事之雅，周恩来加入中共，亦由彼介绍，遂以革命先进自居。初不知此等思想实为一沉重之包袱，不将此包袱丢去，未有不流于反革命者。”[20] 　　“愈之”就是胡愈之，其公开身份是文化名人，实际上还有一重身份，即是“在公开活动中不以共产党员面目出现”的“特别党员”，[21]长期在文化界从事统战工作，他和柳亚子“深谈”决非一般朋友之间谈话那么简单。作为一位身份不公开的共产党人，胡愈之负有特殊的使命，当他察觉柳亚子不忘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以及与领袖密切来往的关系，处处以“革命先进自居”，不无“居功自傲”之嫌，便有意以张申府的例子进行提醒。 　 　 认为自己在民革中受排挤 　 　　与胡愈之共事多年，书生气十足，看问题比较中肯的宋云彬显然不同意胡的意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感叹说：“人能不忘其过去之光荣历史，必知自惜羽毛。张申府在政协失败后，不惜与国民党特务周旋，甚且假民盟之名向各处捐款，以饱其私囊。”所以张申府的问题恰恰在于忘记了自己过去的革命历史。[22]他接着说：“微闻平津解放后，毛泽东戒其党人，须忘其前功，而努力于建设。愈之殆闻人转述毛氏之言，而加以演绎者也。初不知毛氏此言系对其党人而发，若夫一般知识分子，正惟恐其忘记过去之光荣历史，而自甘堕落耳。”[23] 　　第二天（3月26日），柳亚子日记“上午，在云彬处与愈之长谈，颇有意义”。[24]但宋日记没有记。 　　《感事呈毛主席》就是柳亚子和胡愈之长谈后写下的，可见谈话不仅没有消除他的牢骚，反而使他产生了归隐之念，这其实也是一种更大的牢骚。从胡愈之所举张申府的例子，我们也不难解读柳亚子的“牢骚”首先就是他不忘革命历史，他跟毛泽东相识23年，诗词酬唱，关系非同一般，而且他自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的灵魂人物，一贯反对蒋介石，可是当他兴冲冲进北平之后，发现并没有受到那么重视，李济深、谭平山的地位都远在他之上。后来（7月15日）他给曹美成信中有一句话：“现在民联由平山主持，我亦懒得过问。”[25]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使他牢骚满腹，这一切都被比他年轻的朋友宋云彬看在眼里。虽然他们年龄相差十岁，直到1942年才在桂林相交，却是一见如故，关系很不一般，柳在《八年回忆》中说：“我和云彬本无一面之缘，只在茅盾《牯岭之夏》一篇小说上，看见宋少爷的大名，又在香港问过茅盾，知道宋少爷就是云彬。”其时香港刚刚沦陷，柳亚子逃难到了文化人云集的桂林，宋云彬是文化供应社的总编辑，柳亚子在这里安定下来，重新开始南明史研究，创办了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担任副社长之一。1944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58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等特意以南史社名义印行了《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 　　1946年8月2日，宋云彬写过《柳亚子》一文，对他们之间的交情叙述颇详，其中说在桂林时，“我和柳先生有一个时期几乎朝夕过从”。[26]1947年，宋云彬、柳亚子先后来到香港，两人也常有来往。柳亚子发起扶余诗社，即请宋云彬担任秘书。1948年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柳亚子担任中央常委兼秘书长，10月28日，他写信请宋云彬相助，其中有“弟与我兄，均为二十年前风云中硕果仅存之后死者”之句，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宋云彬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武汉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在“四一二”、“七一五”政变后都曾遭到通缉。1949年，他们应邀同船北上，又一起来到北平。 　　正因为两人交情不浅，宋才对柳的“牢骚”感到忧虑。４月６日下午，宋走马灯似的参加了新闻界在六国饭店召开的座谈会和文艺界在北京饭店举办的招待会。到了北京饭店后，刚好是柳亚子发言，谈及自己与民革、民盟的关系，他马上写了一张字条劝止。他说：“亚老近来颇牢落。昨日罗迈报告毕，彼即发表冗长之演词，历述彼与民革关系及在民革之地位，结语则谓余愿归入文化界，请罗先生今后不以余为党派人物云云。因罗氏今天未邀党派人士出席，柳老作不速之客也。”[27]罗迈即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的化名。柳亚子一再强调他与民革、民盟的关系及他在民革中的地位不是没有原因的，1947年年底柳亚子写过《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一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中有他对自己显然过于自负的定位：“老实讲，我是中国第一流政治家，毛先生也不见得比我高明多少，何况其他。”[28]他认为，自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已“永久没有领袖了”，何香凝、宋庆龄和李济深虽然“是本党第一流人物”，但“我有科学的预见”，所以“不论本党或中共，听我的话一定成功，不听我的话一定失败”。[29]他之所以请李维汉不要把他当作党派人物而愿意归入文化界，正是一种牢骚，是对当时自己在国民党民主派中受排挤的不满。 　　4月7日宋云彬日记说：“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当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忧虑，特与医师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屏去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矣。”[30]当天柳亚子日记也说：“又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至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致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31] 　　“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 　　但柳亚子的“牢骚”并没有因此而结束，4月11日，他写给尹瘦石的信中说：“关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概在五月底召开，我本来也是一个筹备委员，因为我看见不顺眼的事情太多，往往骂坐为快，弄到血压太高，现在，遵照医生的嘱咐，已请假一个月，不再去开会了。”[32] 4月27日，他搬到颐和园的第三天，路过乐善堂，看门的不让他进去，“一怒冲锋”，看门者也无可奈何，他不无得意地记入当天的日记中。 　　4月29日上午，柳亚子畅游颐和园各处景致，乘画舫渡昆明湖回到住处，收到毛泽东送来“牢骚太盛防肠断”一诗，心情激动，连写两诗《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分别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与“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等句子。但从他5月1日写在庆祝“五一”诗前面的一句话来看，他的“牢骚”并没有得到缓解。“余寂居颐和园，与外界潮流渺不相涉，思之惘然，诗以自讼云尔。”[33]分明有一种被冷落、被闲置的抱怨。这天下午他正在午睡，“忽毛主席偕其夫人江青女士暨女公子李讷来访”，先是“谈诗甚畅”，然后到昆明湖上泛舟。“而未能先加准备，余尚能支持，润之则汗珠流面，颇觉过意不去也。……润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34]很显然，他在兴奋的同时也担心领袖开的是“空头支票”。毛走后，他即写下《偕毛主席游颐和园有作》，第九次用同一韵律，最后两句是“名园真许长相惜，金粉楼台胜渡江”。 　　5月5日是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的纪念日，也是马克思的诞辰日，当年柳亚子赠毛泽东诗中有“中山卡尔双源合”之句。上午，毛派秘书田家英来接他到碧云寺，他称自己是“孙先生之信徒，又为毛主席之挚友，今日之游，悲喜交集”，接连写了四首诗。然后，“毛主席赐宴，客为余等四人，陪客者毛夫人、毛小姐、朱总司令、田秘书，谈宴极欢，三时后以汽车送还”。[35]在《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赴毛主席宴集》一诗前面他说：“谈诗论政，言笑极欢。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36]当夜，他仍兴奋不已，虽“倦极不堪”，还写信数封，到半夜才睡。 　　５月21日，毛泽东复信柳亚子称“各信并大作均收敬悉，甚谢！惠我琼瑶，岂有讨厌之理”，对他提出成立国史馆与在故乡江苏担任职务泼了冷水，（“（国史馆）弟个人亦不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吃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并劝慰他：“某同志妄评大著，查有实据，我亦不以为然。希望先生出以宽大政策，今后和他们相处可能好些。在主政者方面则应进行教导，以期‘醉尉夜行’之事不再发生。”[37]原因是他进北京不久，就有人妄加评议他的诗作，那个时候他的精神处于极度冗奋之中，到处给人送诗，确实是泥沙与金子俱下。他曾为此写信给毛，“醉尉夜行”一语即出自《感事呈毛主席》初稿中的“醉尉夜行呵李广”一句。得到领袖的宽慰，无疑消解了他的部分不满。难怪6月14日，柳亚子给儿子的信里说：“中共对我极客气，对文化人亦极好。”[38]6月17日，毛泽东还派田家英及警卫员郭安奇接他上香山。 　　但柳亚子的牢骚一直没有停止，心情时好时坏，5月11日，有人从城里来，“言种种腐败情形，殊为不耐”。[39]5月17日傍晚有客人来，他“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归，不复管客人的事了”。[40]６月５日，柳亚子夫妇到华北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在地（东四附近的一个院落）拜访宋云彬，叶圣陶、傅彬然等也在这里，叶是这个委员会的主任，宋、傅是成员，但是门房拦住他，要他登记之后才能进去，他大怒，认为这是官僚作风，不顾阻拦径自往里走，警卫员跟着进来，他到了办公室，看见桌上的墨水瓶，随手拿起掷了过去，却溅在柳夫人的身上。傅彬然和金灿然闻声而出，向柳亚子道歉，并将警卫员申斥一番。当时宋云彬正在午睡，忽然被叫醒，说柳亚子夫妇来访，为门房所阻，柳老大怒，正在办公室等候，等宋披衣而出，“则柳老余怒未息，柳太太满身蓝墨水，金灿然正向柳老道歉。柳老立片刻即辞去，余送之登车”。当晚，宋云彬又前去向柳亚子道歉，柳夫人说：“今日警卫员确有不是，因彼曾持所佩木壳枪作恐吓状也。”宋回来后与叶圣陶、金灿然说这个事，叶以为“我们不需要武装警卫，今后须将警卫员之武装解除，灿然同意”。[41] 　 　 是诗人，不是政治家 　 　　柳亚子的发牢骚、发脾气，其实一点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他对一个新的政治环境感到陌生和不适应，另一方面是对政治上的安排不满，他总是将自己与李济深等国民党阵营中过来的头面人物攀比。但从性格上说，他本身就富有文人气质，不是老谋深算之辈。早在1946年写的那篇《柳亚子》文中，宋云彬就说过，在桂林时期，“他喝了酒，有时也会骂，我曾亲见过几次，因此我想当年复社诸君子痛骂那《燕子笺》作者阮大铖的情景，大概也是这样。有人以为柳先生脾气坏，我却觉得这正是柳先生的天真可爱处。”[42]正因为如此，其性情、自信及自负才不会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改变，到了北平之后，他还在4月16日日记中写道，在北京饭店，“听恩来报告，极滑稽突梯之致，可儿也”。[43]5月21日，“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44]6月19日、20日的日记中都称毛泽东为“老毛”，称毛为“润之”、“润”更是寻常，因为他自认为和毛是“挚友”，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对领袖的不敬。在其身后遗留下的两抽屉印石图章中，还有“兄事斯大林……”、“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这样的狂放不羁的印章。 　　柳亚子在本质上是个诗人，是个具有浓郁救世情怀的革命诗人，从来都不是政治家。1949年5月19日，和他同船北大、74岁高龄的陈叔通为他的《光明集》写的序言中说：“亚子柳君，当清之季，慨然以革命自任。时有南社，革命诗人所荟萃，君独出冠时。四十年来，奔走革命，一以主义为归，不折不挠，与恶魔搏斗。所遭至困，顾未尝废诗。”[45]作为南社盟主，他一贯以“诗坛领袖”自居，以“推倒一世豪杰，开拓万古心胸”自期。1945年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中曾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他也写下了“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一代文豪应属我”等诗句，还说过这样一番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国民党的诗人，于右任最高明，但篇章太少，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可惜他劬劳国事，早把这牢什子置诸脑后了。这样，收束旧时代，清算旧体诗，也许我是当仁不让呢！”[46]1949年4月到6月，他在北平组织南社和新南社雅集、筹办文研会大概就是他作为“诗坛领袖”的最后活动。 　　4月2日，他与马叙伦谈论“南社临时雅集事”，4月15日，他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看场地。“估计明日将举行南社暨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也。”4月16日下午，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在来今雨轩如期举行，他任主席，从两点半开始，到六点才散，到会的宾主共有80多人，周恩来、叶剑英、李立三等许多中共领导人都以来宾资格讲话，欧阳予倩、邵力子等社友也纷纷发言，最后由柳致谢辞。[47]叶圣陶伉俪和宋云彬等也应邀而往，风云际会，“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柳内心的兴奋可想而知，宋日记中说“今日亚老乐矣”。[48]接着，柳亚子又始热衷于筹组成立文研会，他甚至想请毛泽东担任名誉主席。6月19日，在颐和园听鹂馆召开文研会筹备会议时，他被推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49]6月21日，他忙于“赶弄文研会聘书及开会通告”，到晚上十一时才休息。22日，他“忙于发通告”，自嘲“春蚕自缚，殊自笑也”。[50]6月26日下午，文研会成立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到会的有一百多人，到五点钟散会，他又是兴奋，又是“倦极不堪”。[51] 　　宋云彬好言相劝 　　第二天上午，好友宋云彬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上略）我有许多话很想跟您说。但自从搬出六国饭店以来，我们隔得太远了，见面时又常有许多客人在一起，无法畅谈，现在只好写信了。第一桩事情，我觉得您的那篇《文研会缘起》写得不大实际，而且容易引起误会，容易被人当作把柄来攻击您。例如您说“残劫之余，艰于匡复，司农仰屋，干部乏材，国脉所关，敝屣视之”。如果有人把它演绎一番，那么，“司农仰屋”不就是说人民政府的经济没有办法吗？“干部乏材”不就是说干部都是无能的，都是要不得的吗？最后两句，不是说人民政府轻视文化吗？幸而您写的是文言，又用了典故。否则流传出去，被帝国主义者的新闻记者得到了，他们会立刻翻译出来，向全世界宣传说：“你们瞧，连一向同情共产党的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先生都这样说了，难道还是我们造谣言吗？”亚老请您想想，万一真的被反动派当作把柄来作反宣传，您不是要懊悔吗？而说事实绝非如是。即“国脉所关，敝屣视之”来说，可以说决无其事。中共确是重视文化的，赵城藏经之抢救，不是最现实的例子吗？…… 　　根据上面所说的理由，我觉得亚老这次发起“文研会”是一桩不必要的事情，同时觉得做的有点儿过火了。亚老有四十年革命历史，没有人不景仰。到过延安的几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他们在延安的时候，一谈到国民党的老前辈像亚老、廖夫人、孙夫人，没有不表示敬意的。这是事实，决非我说的阿谀的话。亚老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人，常常感情盖过了理智，尤其在神经兴奋的时候。现在颇有人利用亚老这一个弱点（热情横溢原不能说是弱点，可是过分兴奋，任凭感情做事，就成为弱点了），怂恿亚老，戟刺亚老，说得不客气一点，利用亚老来抬高自己身份，或作进身的阶梯。而亚老又往往遇事不多加考虑，对人不多加分析，纯凭一腔热情，或挺身替人家打不平（其实有些并不是不平的事情），或具名替人家作保荐，于是抗议之书、绍介之函，日必数通，何亚老不惮烦也？ 　　这样发展下去，有几种不好的结果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一、一些怕受批评，怕招是非的朋友，不敢多跟亚老接近了（我得声明，我还不至于这样），而一些来历不够明白，心里怀着鬼胎的人，倒多围集到亚老的周围来了。他们不会对亚老有所规箴，只是阿谀顺旨，起哄头，掉花枪，非把亚老置之火炉之上不可。二、常常接到亚老的抗议书或绍介信的领袖们，觉得亚老实在太难服侍了，或者竟觉得柳老先生太多事了，于是最初每函必复，后来渐渐懒于作复了。这样，自然会引起亚老的不快，增多亚老的牢骚。三、一些素来对亚老感情不很融洽的人，更加会拿“亚老神经有毛病”或“亚老又在发神经了”等等恶意中伤的话来作宣传。我的愚见，以为像亚老那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的人，有崇高的地位的人，在今天最好不多讲话，不多做不必要的事情，逢到有应该由亚老站出来讲话的时候才来讲话，“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这样，亚老的德望和地位必然会一天天增高。否则“杀君马者路旁儿”，我虑亚老之马力将竭矣。率直陈词，不避冒渎，死罪死罪。[52] 　　信写成后，宋云彬先拿给叶圣陶看。“圣陶连称好极了，即挂号寄出。”宋在当天的日记中抄录了此信，并在日记中说：“亚老自来北平后，精神亢奋，言动屡越常轨，而二三无聊之徒复围集其周遭，图有所凭借，余故致书恳切规劝之。”[53] 　 　 “无事忙”贾宝玉 　 　　这封信无疑也为揭开柳亚子“牢骚”之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在革命大功告成、山河重新一统之际，他的举动就有点显得不合时宜了。1946年8月，宋云彬在为《人物》杂志写的《柳亚子》一文中说：“到了清朝末年，又是豺狼当道，奸佞满朝，政治败坏，民生憔悴，于是一部分士大夫，又起来组织‘南社’，和恶势力斗争了。”“南社在表面上是文人的集会，无非诗酒唱和，而事实上却是文化界的革命集团。”“加入南社的人，都是能做诗写文章的，他们借诗文来发挥民族思想，发挥自由平等主义。”[54]这也是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从东汉末年的士大夫到明末复社，史不绝书。然而，革命成功了，时代巨变了，还需要不是党安排的“南社雅集”和“文研会”吗？中山公园的雅集注定要成为绝唱，文研会也必然是无疾而终，因为“文代会”马上要开了。7月2日，徐冰以汽车接柳亚子去参加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最后“周扬以车送归”。“文代会”之后当然不再需要什么文研会了。 　　至于柳亚子喜打抱不平、到处写信从以下二事可证，1949年初黄绍竑的侄女黄波拉摆脱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仓促来到北平，食宿都发生困难。柳亚子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派秘书对黄一家作了安排。此外，如他为了画家尹瘦石成为文代会筹备委员的事，到处给茅盾、周扬等写信。此类的事他都热心得很，所以他自称是个“无事忙”的贾宝玉。 　　７月１日，宋云彬收到了柳亚子回信，他在日记中说：“接柳亚老复函，谓：‘荷惠笺，深感厚爱，昔称诤友，于兄见之矣。’然又谓‘事之委曲不尽然者’，则亚老仍未能了解余之真意也。”[55] 　　７月４日，宋云彬又收到柳亚子的来信，“谓前函尚多意气之辞”，自从在听鹂馆与周恩来等一夕谈后，已经“心平气静”[56]大概就是这次，他在周恩来的谈话中得知自己在即将成立的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7月8日，宋给柳亚子写了一封回信，并附诗一首。 　　屈子感情原激越，贾生才调亦纵横。 　　倘逢盛世如今日，未必牢骚诉不平。[57] 　　7月21日，他收到柳亚子的来信与附和诗，即《口号答云彬》。 　　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鵩值休明。 　　忏除结习我知勉，不作苏俄叶赛宁。[58] 　　三天后（7月24日），宋云彬到颐和园看望柳亚子，在那里吃午饭，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亚老精神又由亢奋而转入消沉，宛如去年在香港时候矣。柳太太谓余言，亚老在故乡有稻田千亩，解放后人民政府征粮甚亟，每亩□斗□升，折缴人民币，无垢因此售去美钞六百元。又云，乡间戚友为无法缴纳征粮款，纷纷来函请亚老向政府说情者，亚老皆置之不理。此亚老识大处也，谁谓亚老有神经病哉。”[59]然而对于“热情横溢”的柳亚子来说，他内心的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此后，自北行以来写诗不断、到处赠诗的他很长时间几乎都不写诗了，1949年下半年没什么诗，连开国大典都没有诗，尽管他被安排为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政协会议期间还向夏衍抱怨 　　当然，柳亚子的牢骚仍没有告终，直到9月政协会议期间，柳亚子还对夏衍抱怨。当时，夏衍作为华东的代表参加政协会议，兴奋地呆了10天，有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艰险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有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局面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吻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20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我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问他最近有什么新作？柳无忌是不是也在北京？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后来读了他和毛主席的唱和诗，才懂得他‘牢骚太甚’的原因，并不在于‘出无车’和‘食无鱼’，至于‘莫道昆明池水浅’这句诗的谜底，则直到恩来同志和我讲了当时的情况之后，才弄清楚。浪漫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政治家之间，还是有一道鸿沟的，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60] 　　对李济深，他心中不服，他永远忘不了1927年“四一二”之后李济深在广州屠杀共产党人这一幕。他在1949年的日记中有两处提及李时都不怎么友好。一是4月24日，一次聚餐，客人有他、李、俞平伯等三十多人。“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61]他关于这一天的纪事诗有“分我杯羹容李广”之句，与日记有所出入，“分我杯羹”的意思却是相同的，其中充满抑制不住的牢骚和酸葡萄之意。二是4月28日早上接到电话，李济深将于下午二时到颐和园做客。“心清与佩妹准备欢迎，均甚忙碌，余则淡然置之，但亦不免布置一番耳！”下午4点，李济深才来到颐和园，5点到柳的住处，他没有去迎接。“晚饭后客始去，余与心、佩同送之，旋绕乐寿堂一周而返，堂前牡丹盛开，色香均绝，可爱也。”[62]从这些笔墨看，他似乎心情颇好。 　　只有5月6日，毛泽东和他相约碧云寺的第二天，李济深等到颐和园看他，他在记事诗中还夸李“将军饶有书生气”，并自注“任潮以武人而娴文翰”。[63]让人颇为意外，大概心情大好之故。他之所以对李济深心存不服，除了对夏衍说的这番话，早在他听说4月3日毛泽东在香山接见了李济深等民主人士，此前还接见了傅作义之后，就在私下发牢骚说： 　　“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64] 　　李济深当时的地位岂是柳亚子可以比肩的，徐铸成的回忆可以作为旁证。3月18日徐进北平，几天后到北京饭店串门，李济深说自己闷在饭店里无聊，请徐带他出去玩玩。第二天，徐即请李等到饭馆吃饭、戏院看戏。结果负责接待的人埋怨说：“徐先生，你给我们开的玩笑太大了。你知道，任公这样一个人物，去馆子和戏院，要布置多少人暗中保护？”[65] 　　夏衍称“亚子先生实在也太天真了”，宋云彬称柳亚子“天真可爱”，都可谓一语中的。“天真”的诗人革命家又哪里懂得那些权谋、权术、策略，纵横捭阖之道，书生之见与“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必然是不一致的，他内心的不平衡，他的“牢骚”满腹也是必然的，他的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爱也好，怨也好，都袒呈在阳光下。 　　[1]此诗原稿上有明显的修改之处，发表时如下： 　　开天辟地君大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与原稿相比，第二、第三句改动最大，第四、第五句改动了个别词句。不过全诗意思并无什么大的不同，毛泽东看到的是原稿。 　　[2]1912年初，柳亚子担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孙中山的秘书，不满当时与袁世凯议和的气氛，托病辞职前写下了一首《感事》诗，最后两句是：“不如归去分湖好，烟水能容一钓舟。” 　　[3][6][64]《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23、19—24、20页。 　　[4][7][8][12][13][14][19][24][31][34][35][39][40][43][44][47][49][50][51][61][62]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74、341、343、358、358、359、343、343、350、362、363、366、367、355、368、354—356、371、372、373、358—359、360—361页。 　　[5][10][20][22][23][27][30][41][48][52][53][55][56][57][58][59]宋云彬：《红尘冷眼——一个文化名人笔下的中国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39、115、115、188、115、118、118、131、120、136—137、137、138、139、139—140、143、143页。 　　[9]叶圣陶：《旅途日记五种-北上日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72页。 　　[11][16][17][18][25][32][38]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354、351、354页、363、363、350、355页。 　　[15][33][36][45][63]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571、1581、1590、1506、1592页。 　　[21] 于友：《胡愈之传》，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112页。 　　[26][42][54]《宋云彬杂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467、468—469、465—466页。 　　[28][29][46]《柳亚子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84、 591、1084—1085页。 　　[3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321页。 　　[60]《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424页。 　　[65]《徐铸成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185页。 　 　 品格和学问的伟人：竺可桢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20世纪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被誉为“品格和学问的伟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1918年获哈佛大学地学系博士学位。回国后先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员、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成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1936年起，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在贵州的穷乡僻壤，他将浙大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办成了全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章。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著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物候学》等。 　 　 离开浙大，决不去台湾广州 　 　　1949年元旦，竺可桢日记写道：“今日元旦，见报载蒋总统之文告，谓共产党苟有诚意，中央政府愿意和平。渠之个人进退，可以不计云。此与过去之戡乱到底口吻不相同。一般老百姓莫不希望和平，故闻者莫不喜形于色。”[1]时局动荡，身为大学校长，竺可桢肩头的压力很重，他的内心一点也不乐观，更不会“喜形于色”。自接任浙江大学校长以来，十三年的光阴已无情地逝去，期间经历了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4次西迁，颠沛流离，在广西宜山日寇飞机的轰炸下，竺可桢将“求是”确立为浙大的校训，他明确解释“求是”就是“冒百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在遥远的西南边陲，这位成就非凡的科学家愣是把一所小小的地方大学办成了全国瞩目的一流学府，被誉为“东方剑桥”、“民主堡垒”，培养了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一代英才，他也因此成为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位足以与蔡元培相比的“伟大的大学校长”（苏步青语）。从1936年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十三年确实书写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曲动人的乐章。 　　竺可桢本来打算维持浙大到大变局的最后一小时，但4月29日他就被迫离开浙大到了上海。4月28日，即红旗插上南京城头的第四天，他接到杭州市政府转来的杭立武电报：“俞市长烦速转浙大竺校长，望早莅沪。教授愿离校者到沪后可设法。晓峰已到。杭立武。”杭立武时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因为4月26日竺可桢听说军警闯入上海交大、逮捕80多名学生的消息，他为浙大师生的安全感到担忧，他曾于27日接连走访浙江省教育厅长、省政府秘书长、省保安司令，询问军队是否会进浙大捕人，并未得到确切的答复。他放心不下，所以当即给杭立武复电：“沪校疏散，浙大师生震惊，此时暂难离杭。”[2]同一天晚上，他得到了省主席和保安司令“决不入浙大捕人”的保证，加上杭立武4月29日又一次来电催他。所以他虽感为难，但还是决定暂时离开浙大，他的日记对当时的心态有详细的记录。 　　因余觉部中既有电嘱余去沪，余虽复电谓师生见沪上报载疏散十五大学莫不震惧，但昨晚郑石君已谓省府决无来浙大捉人之意，故余已无留浙大之理由。兼之杭州谣传日多，谓余将出任维持会副主席，故余若再留浙大，极难剖白对于政治上有何关系，因之决计暂时避开。不料晨间又接杭立武电，谓有要事相商，速来沪云云，因此余之地位遂成untenable[站不住脚]，不可避免的要离杭了，否则只能辞职离校，但后一着亦须离杭遂行。于是再四思维，不得不出之一走。[3]当天下午大雨不止，他没有带家属一同离校。原定两点三十分开车，结果焦灼地等到晚上十一点十四分才开车，大批士兵蜂拥上车，一路上也都有士兵上车，而且一度因士兵抢车辆而停车。车厢人满为患，其中95%是兵，他在日记中说：“余闻一军官谈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战，目前共军得势已无可挽回。……又一军人谈在沈阳如何脱走情形，从不闻有同仇敌忾之意气，亦无愤恨复仇之心理，所谓军无斗志也。”[4]直到4月30日中午十二点半，火车才到达上海西站，人满为患，他只能从车窗跳出，出站时军警要上海身份证，“颇有刁难”。等到达中央研究院安顿下来，他就安排陪他同来的姚维明回杭州，并请转告夫人陈汲（允敏）“决不去台湾或广州”。当天下午三点，他见到杭立武，所谓“要事相商”果然是要他去台湾或厦门，他都拒绝了，并提出辞职。当晚，杭立武送来旅费二千万，他只是“当袁洋五元”了事。[5] 可以说从他到上海的第一天起就没有想过要去台湾。 　　5月2日早晨，他到街上买烧饼充饥，《新闻报》上有钮永建、竺可桢飞台湾的消息。“见之使我大为惊惶，不知此消息之何来。缘张默君确于三十日乘坐考试院专机赴台北，钮永建亦在内云。……又遇晓峰，立武正在搬家，似日内即将出发者。渠仍劝余去台湾，且谓办护照须在广州云……”国民党行政院及各部早在南京陷落前就已迁至广州，当时竺可桢应邀去巴黎参加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会议，也必须到广州才能办理护照。[6]当天，他就给严仁赓、苏步青写信，告诉他们未去台湾，“于狂风骤雨中仓皇出走，抛十余年共患难之友朋、生徒、妻子于不顾”，事出无奈，希望他们见谅，并表示自己已向教育部辞去浙大校长职务，回中央研究院。至于上海各报所谓他昨天已飞抵台湾的报道，他说：“近代物理学尚未发现分身之术，兄等置之一笑可耳。”实际上是辟谣。[7]5月6日，竺可桢“途遇蒋经国”。据他事后告诉接近的人，蒋经国曾劝他去台湾，他婉言谢绝了。浙大学生谢觉民回忆，多年后去台湾，蒋经国单独邀请他午餐，亲口对他说：“当年我奉父命，邀请令师竺可桢先生前来台湾，可惜他未能前来。”[8]5月17日中午，他接到傅斯年台北来电，邀他去台湾大学，他在日记中说：“得孟真自电，嘱赴台大。余将函复辞谢。因余十四年长浙大，若欲重执教鞭，亦非有一年之温习静读不可也。”[9]5月19日晨，竺可桢接到杭立武广州来电：“请上海医学院朱院长接洽，乘机飞穗，已为兄办护照，并闻，弟杭立武辰巧。”[10]巧即十八日，杭立武说替他办好了护照，就是指去巴黎的事。之前5月9日，竺可桢曾打电话给Unesco（巴黎科学与其社会关系委员会）的施茂德，知Unesco尚未有回电。此时陈毅的大军离龙华机场已只有五里。 　　5月20日，因为护照已办妥，竺可桢到中央银行，“拟提取所存六百余元美金以为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可作为旅费，不料私人存款亦须在广州提取，故此款又落空矣”。他感叹：“凡奉公守法之人往往吃亏，此现政府之所以不能受人爱戴也。”[11]从“万一赴法国出席科学会议”中“万一”一词即可知，竺可桢实也并没有下决心去法国，至于广州、台湾则从来没打算去。无论时局如何演变，他已选择留下，不想再上国民党这条船了。 　　5月27日，上海已解放，《大公报》报道了“竺可桢未去台湾”的消息。1949年，在去留之间，竺可桢为什么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从他当年的日记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至少有三个主要因素。一是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十分不满，并深感绝望。二是他对浙大和学生的感情深厚，不愿离开。三是中共地下党对他积极争取，团结尊重他。 　　希望能苦干到底 　　当1949年来临的时候，竺可桢尚未最后意识到曲将终、人将散。但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暴戾有着很深的反感，并深感绝望。上海解放之后，他日记中的两段话基本上代表了他对国民党的评价，5月26日他和友人谈及政局，“以为国民党之失，乃国民党之所自取。在民国二十五六年蒋介石为国人众望所归，但十年来刚愎自私，包揽、放纵贪污，卒致身败名裂，不亦可惜乎？余谓唐明皇开元、天宝二个时期截然不同。有一杨国忠已足以偾事，何况如杨国忠者尚不止一人乎”。 5月2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12]他曾几次在日记中提到蒋介石心腹爱将汤恩伯的贪婪。 　　3月23日，当他听说汤“在沪曾要求七千条金子为代价，可以撤兵之说”后，感叹“目前买卖货物，价值较大者均值百抽一为保安捐，真可谓苛政猛于虎矣”。[13]5月20日他又记下了汤向中央银行提取金子一万条及所有银元的传说，并进一步议论——“空穴来风，非无根之谣乎？上海各校闻传将以关金发薪，依照底数每元关金作八十万金圆（市价二百四十万），而袁洋价已二千七百万一枚，则教授薪亦不过袁洋三数枚而已……”[14]竺可桢对国民党缺乏好感并非始于1949年，1961年12月30日他为申请加入共产党而写的思想自传中说：“对于一般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瞧不起的，不但是我自以为做科学和教育事业为清高，我从宋子文、孔祥熙的明目张胆贪污行为，更觉得官是做不得的。”宋是他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功课很平凡”，做了财政部长，“数年之间顿成富翁”。他埋头科学研究，不太关心时事，可对宋、孔他们的贪污腐败，他是打心眼里蔑视。不过他对蒋有好感，认为他北伐消灭北洋军阀有很大功劳。“到了1941年以后，蒋介石不顾舆情，一天天地压迫学生，我才慢慢地对他失去幻想。”抗战胜利后，他曾在杭州和江问渔以及少数浙大同事说过：“为国家前途计，为蒋介石个人计，最好的办法是蒋通电下野。”[15]可以说，他对国民党经历了从失望到绝望的一个过程，他曾数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因为他“素来对于政党毫无兴趣，而且深恶痛绝陈立夫的作风和宋子文、孔祥熙的贪污”，他公开主张“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16]到1943年，“那时大学校长几乎全已加入国民党，只有他一个人不是党员。那一年教育部强迫各大学负责人到重庆入训练团，未经他的同意就公布他为三青团的监事，所以当他们要他填写入党志愿书时他就填了，反正入不入党也没有关系了（还领有党证）。三青团与国民党合并后，他居然被列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交过党费，从未参加过党员会议，更不用说中央委员会会议。抗战胜利后，陈布雷几次来信要他登记，他都复信拒绝了。[17] 　　见证最后的白色恐怖 　　在1949年的名人抢夺战中，国民党方面虽然一再想拉竺可桢去台湾，但对他也是心存芥蒂，并早已将他列入所谓“和平分子”的黑名单。4月15日，竺可桢的朋友周普文告诉他，曾见到过特务人员的两张黑名单，一张是“反动分子”，不易见到。一张是“和平分子”，很多知识界的朋友都榜上有名，竺可桢也名列其中。[18]国民党特务的这张“黑名单”对于竺可桢最终下决心不去台湾，恐怕不会没有影响。他在思想自传中讲到1949年的选择时说到杭州解放前三天离开浙大到上海中央研究院的原因：“首先由于国民党特务视浙大为眼中钉，而且从他们看来我是站在学生方面，是他们的对立面，在他们撤走以前，有可能做些对我不利的事情。其次，我对共产党办学方针毫不了解，不如回中央研究院重理旧业为适当。”[19]对于蒋介石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将深得杭州市民拥护、对浙大多有照顾的浙江省主席陈仪免职、幽禁，竺可桢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不满。 　　2月17日一早，他从《大公报》获知陈仪被免职。“公洽到杭后，对于浙大备极爱护，如教职员工之给无价米、吴大信等五人之无条件释放。一旦换调，不知日后省府之是否更变政策也。” 　　2月18日，“有人以为上月二十六吴大信[等]释放时浙大学生大贴标语，省府置之不问不闻，与此次之更调有关，因特务方面必扩大其辞以报告蒋也。余以此知余地位之危险。陈叔谅早有言，谓浙大学生应加取缔，不知校中教职员全不管事，而使余首当其冲也。季谷谓陈公洽星期一九点去上海。任显群则已先时离杭，因任之作风，非有陈公洽之雅量不能相容也”。 　　2月21日，“省长陈公洽、市长任显群离杭去沪，市民送者极为拥挤，在太平洋影戏园开会”。陈仪临行前，竺可桢去送行，谈了十分钟。“余告以过去渠对于浙大同人给与无价米每月七斗，同人极为感激，而对于学生之越轨行动保安司令部和特务机构均欲严办，总由渠个人加以宽容之办法尤为难得。据云渠此次之免职，重要原因之一为一月二十六吴大信[等]五人释放[时]沿途游行并贴标语，特务报告更夸大其词一事所致。余得此消息于公洽之口，心中极为不安，因公洽去浙是一极大损失，因其人确有理想，且具胆识也。” 陈仪与任显群离杭前夕还交代说浙大学生办的《每日新闻》千万不要向校外发行，“不然必起冲突”。[20]3月3日，竺可桢在南京和翁文灏见面。“陈公洽之看管亦为事实。……三点朱骝先来谈，知陈公洽免职命在十七日前一周已到，广州孙哲生亦不明底蕴，后在上海遇浙警察[？]长，知陈公洽确不见客，谓其曾函共产方面，愿单独媾和云……” 　　3月4日，竺可桢回到杭州。“李季谷来，知陈公洽确被监视于衢州汤恩伯家中，因渠曾亲笔函某长君，劝采取个别与共产党取得和平之故云云……”[21]6月6日，他前天听说陈仪“已被押至台湾”，但告诉他的人“认为无性命之忧”。[22]7月4日，“李季谷来，知外传陈公洽在台与张学良被一同枪毙之说不确”。[23]不过，陈仪最后还是被蒋下令杀害了。 　　在上海最后的白色恐怖中，竺可桢更是见证了国民党的暴戾，他在日记中一一记下了国民党败退前的罪行。 　　5月6日，他从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那里知道，国民党士兵4月26日曾进入复旦，校长章友三受到侮辱。“谓不许友三声张，且搜查其寓所至三次之多，而主持之者皆系学生也。复旦校舍亦受破坏。交大驻兵至万人，在校中搜出左派宣传刊物至二卡车之多，使王之卓不能抗议驻兵云。”[24]5月8日、9日，他听说陈鹤琴前日曾被上海警察局拘捕，因左翼的中小学教职员联谊会曾发帖请陈鹤琴为顾问。请柬尚未发出就遭检查，陈以此而被捕。“局中刑事科长适酒醉”，有人问如何发落，“科长乘醉狂言曰一律枪毙。其草菅人命如此”，“后经章友三、王之卓、朱恒璧等四校长向市长力保，由陈良面批交警察厅毛森释放。余闻之毛发为之森然”。[25]5月22日，他在霞飞路看见“有黄牛党以高价买卖银元而枪毙”，不过他认为“昨日枪毙者计六人。但抬高银元黑市决非六人所能为力，亦冤哉枉也”。[26]6月20日，蒋介石派飞机轰炸上海，竺可桢认为“此时轰炸上海，徒苦人民，实乏意义也”。[27]正是对国民党的暴戾有清楚的认识，他才逐渐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从失望继而绝望。 　 　 “应该有独立之思想” 　 　　对浙大和学生的深厚感情，对竺可桢选择留下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长期以来国民党强硬势力总是指责他“放纵学生自由，甚至纵容共党”，甚至将浙大称为“共匪之租界”，其实是毫无根据的。他一贯信奉孟子、王阳明的性善说，在浙大，他就是以这样的观点看待学生，认为每个学生都是好的，除非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自己是坏人。他理解学生对现状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1948年6月22日的日记中说的：“学校为社会之缩影。因政治不安定，所以学生喜作政治活动。”但他向来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更不认同学生的左倾。 　　到1948年7月5日，他还对学生说：“目前苏联供给我们以马列主义，美国供给我们以白米面包，但吾人而有知，应该有独立之思想，不能人云亦云，食人唾余更属可鄙。”1949年1月2日晚，他观看了学生游艺会，其中有“讥讽政府”的《逃》、《皇帝与太阳》等话剧；4月5日晚，他带着孩子去参加浙大合唱团春季音乐会，合唱中有沈思岩的《贵州谣》及《八月葵花》等歌曲，他“均嫌政治气味太重”。[28]此前1947年11月10日，他在浙大校务会议上曾说：“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对浙大“民主墙”——生活壁报，他的态度也是如此，他不同意政治气味过浓，但他认为只要学生以真实姓名发表批评意见，即属言论自由，没有理由取消。浙大学生自治会出的《每日新闻》“全载共产党广播，为保安司令部所不满；且对外销售”，他也只是“嘱自治会将《每日新闻》出版负责人或机关印出（《每日新闻》只有出版地址）。若欲向外发售，必须向市府登记”，并没有加以干预。[29] 　　竺可桢主张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学术自由、“为学问而学问”，他为浙大确立的校训“求是”就是要求学生追求真理，一切以真理为依归。他本人不过问政治，也劝别人“不必过问政治”。但他担任浙大校长的十三年正是动荡不宁、学运风起云涌的十三年，特别是1942年以来，浙大多次发生学生、老师被捕事件（1942年、1945年、1947—1948年间），每一次他都是尽力营救，竭尽所能，千方百计地奔走，毫不畏缩，更不推卸责任，法庭审判时他都是亲自到场。也因此这个大学校长身上才散发出一种灼人的光芒，大多数浙大师生对他的爱戴同样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 　　对他而言爱护学生是他的本分、天职，国民党当局每次叫他开除学生，他的态度都很明确：“故吾人总须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他认为“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浙大学生领袖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后，他以一个校长的身份挺身而出，公开自己的道义立场，这可歌可泣的一幕必将永远感动后世。1949年9月10日，他在北平六国饭店见到张元济和沙文汉（沙孟海弟，后改名张登，浙江新任教育厅长），“据言于子三并非共产党员。谓余在《申报》上发表了谈话，为于子三抱怨，因此酿成各方之同情，国民党政府因之再不敢大肆搜捕虐杀云云”。[30] 　　为师生的柴米油盐奔走 　　在浙大的最后时光，为了维护浙大教师、学生的日常生活，为了保证浙大这架机器的正常运转，竺可桢几乎成了一架要款的机器，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烦恼，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甚至到南京面见代总统李宗仁。尽管如此，1月14日，他在上海《申报》上看到一则“竺可桢挑重担”的消息，却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这一切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该受额外的赞誉。 　　1月7日，竺可桢写信给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催款。“因目前已到公私两无办法之时候。私人方面目前一个月薪水只可购担米（昨白米860元），而公家方面每月经常[费]只一万二千元，不及电费八分之一而已，而一月份经费始终未来，故今日拟请储润科及郑石君二人于星期日赴京。” 　　1月8日，他派人到南京和教育部、行政院接洽。“告以浙大教员困苦情形及校中拮据状况”。又派人到中央银行借款，“以期于星期二可以加发一个月之薪水，因许多教员均将无法维持生活也”。 　　1月9日，他在日记中抱怨：“又南京公务人员各发二个月之应变费及一千元，而杭州及他埠均未发，此又表示政府之不能公允也。”[31] 　　1月10日，浙大从中央银行借到二月份的经费款。他决定第二天发薪，300元以内的各发1000元，300元以上者发1500元，其余的等南京款到后再发足。晚饭后，他带着孩子松松到街上一走，才知道物价大涨，米近千元一担。[32] 　　1月28日是旧历年除夕。“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真所谓‘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禁感慨系之。”[33] 1月29日是春节，“学生方面扮有旱船、狮子、龙灯、蚌壳精等，并有飞机等纸扎之彩。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34]他本人也是忧心忡忡。1月31日，他批评“教育部对于各校之经费漫不经心，而任意分发职员，可谓不近情理矣”。[35] 　　2月12日，接到浙江省主席陈仪电话，拨给浙江大学米一百石，另将二月份每人七斗提早发给。对陈仪的雪中送炭，他一直心存感激。但杯水车薪，最多只能解燃眉之急。不过十多天后，陈仪就被免职离开了杭州。 　　2月14日，竺可桢动身去上海，请朱骝先转告陈雪屏，要求给浙大发三个月的“应变费用”。2月15日，他与复旦、交大、同济、上海医专、商校等校长商量的结果是，联名致电已迁到广州的陈雪屏，表示如不能给三个月的应变费，他们将全体飞往广州请愿。 　　2月27日，他再度来到上海，第二天会同复旦、交大等校代表十四人夜车赴南京，准备分别上书行政院和李宗仁副总统，提出改善教职员待遇（以生活指数计算）、学生伙食费改为银元六元、经常费、临时费等要求。3月1日，竺可桢他们去见李宗仁，因为他们去了十六个人，客厅都坐不下，就站在外面谈。“李德邻比蒋介石要从容得多，而无架子可说，比较平民化。渠即说对于沪杭一带教职员之生活极为关心。”呈文交上后，他们就退出了。[36] 　　3月3日，他和翁文灏见面。“据云目前中央意见不统一，是令人最伤心之事。余告以目前经费困难，各校长至须汇同集体包围教长、行政院长要钱，实太不堪，故余有不得不去职之势。” 　　3月4日，他回到杭州，花了二百元黄包车费才到校。“知十倍之经常费九百余万昨已到，本可发薪水，但以中央银行无钞票，故不能发给。学生自治会新选出之代表包洪枢、杨锡龄来询经费情形。”[37] 　　3月19日，竺可桢在校务会议上报告校中近况及目前最严重问题及经济、校舍、毕业生失业问题，会计报告经济状况。 　　类似的记载在竺可桢的日记中一直持续到5月3日杭州解放。 　 　 爱校如家，爱生如子 　 　　即便是在整天为柴米油盐发愁的日子里，竺可桢也没有忘记被国民党关押在狱中的学生。1月25日，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报载政府将释政治犯，停止特务，并各大城市解严，恢复各种停刊之报纸”，浙大即以校方名义向特种刑庭要求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陈建新、黄世民等五个学生。午后，他亲自到监狱探望了吴大信他们五人，其时郦伯瑾等三人入狱已达一年之久，他和吴大信等谈了一会就出来了，“回途走归”。 　　1月26日早晨，浙大自治会的学生包洪枢等告诉他，他们将集体前往迎接吴大信等出狱。他说特种法庭虽然答应交保，但是否今天就能释放并不知道。但学生性急，前一天晚上就已开会决定去迎接。因为担心学生安全，他请苏步青等三位教授前往特种法庭，并电话通知相熟识的监狱长，告诉他将有大批学生要去。浙大学生排队前往监狱，一路在墙上大书“还我于子三来”、“严惩战犯”等标语。竺可桢很担忧，如果与退伍军官及前方撤下来的士兵相遇，将会发生冲突。“幸告无事”他才松了口气。当晚，他就接见了吴大信等五人。同时他也接到了保安司令部的公函，“谓贵校学生午后结队游行，公开散发污蔑政府之传单；在戒严时期急应制止此种行为云云”。 [38]第二天上午，他与苏步青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包洪枢、左大康等七八人开会，“责以昨日去第一监狱保释吴大信、李雅卿、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校中集队去之学生二百余人不应该以浙大名义在广济医院及各处墙上乱写标语，因墙各有主，不能乱涂；且前方退回中央军已云集杭州，一旦治安不稳，则此辈军队随时可以浙大为目标而进攻，则浙大之安全不可保。学生集全力以筑围墙，轮流守夜，为的是安全，而到处标语，适足以召祸而已”。[39]难得的是即使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日子里，竺可桢依然坚持办学的原则。2月7日，陈仪亲自出面向他说情，有两个学生要到浙大借读，其中一个是暨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郁飞，即被日本人杀害于印尼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之子，当时住在陈家。竺可桢表示：“余颇以为难，因欲来借读者人数甚多，且此二校均在上海南京继续开学，何必借读于浙大。” [40] 2月10日，陈仪再次问及郁达夫儿子来浙大借读的事。“余以暨南在沪开学，目前暂难有办法，俟开学时有余额再说。” [41]哪怕有他的留美老朋友胡适亲笔信，也不能通融。3月25日上午，北大法律系二年级学生华力带着胡适的信前来，竺可桢表示“浙大开学已六星期，此时不能再收借读生”，只有等暑假再参加入学考试。[42]对1945年“失踪”的浙大教授费巩，竺可桢更是念念不忘，直到1949年还多次在日记中提及。1949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北京接到费巩哥哥费盛伯来信，称费巩之死“系三青团康泽所为”，他马上写信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嘱追查其事”，并表示“日后当面询此事也”。[43]竺可桢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对浙大和莘莘学子极为深厚的感情成为他毅然决然选择留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浙大师生才会一再吁请他重回浙大。当然，对于倾注了壮岁全部心血的浙大，即使在离开之后，他也是无时不在关心。他在上海等待变化期间，和杭州的联系一直很频繁，浙大师生一直希望他能回校，他则以“一时难脱身”推辞。5月1日，他初到上海，就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身为浙大校长，“故有部令不得不来沪”，王劲夫来电请他回杭，同时接到校中全体师生来电，要派代表到上海请他回去，他只是叹息“但余目前已无[从]去杭矣”。5月3日，他接到电话，知杭州已于下午三点半“失落”。打电话到杭州，已无人接电话。5月22日下午，他听说有人骑脚踏车到上海，称杭州有三处被炸，钱江大桥、城站与浙大，他很着急，“深望此说之不可靠也”。5月31日，他从来信及来人得知，“知杭州一切安好，并无轰炸城站及浙大之事；并知5月3日杭州之解放极为平安。学校尚未接收，但照常上课。每人曾由文教处发三千元之人民币，教授与校工一律待遇。校务会议常务委员为蔡邦华、王劲夫及谭天锡三人云云。……振公函则谓杭州市长谭震林已按中共当局令余回浙大主持。如此信确，乃其不幸之事，因余对浙大校长一职实已厌恶万分也……”[44]6月2日，他写信给蔡邦华、王国松、谭天锡及所有同事、学生，恳切地表示不回浙大。“十四年来，弟在浙大虽竭尽绵力而仍不免左支右绌，烂额焦头”，现在年达耳顺，精力日衰，更应“退让贤路”。[45]长期的校长生涯已使他心力交瘁，他想回到科学研究的本行中去，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心愿。本来1936年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浙大校长只是临时性的，因为抗战一拖再拖。在时代巨变之后，他再也不想恋栈了，所以他才会说“厌恶万分”。 　　6月10日，竺可桢收到杭州来信，得知浙江军管会于6日起派军事代表二人，并派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九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6月27日，有人告诉他，大多数教员热切盼望他回校。当时盛传浙大法学院将与上海各校法学院合并，浙大有人希望他能向新政权进言，他表示自己既已辞了校长，自不便专门进言，“但如其咨询，自当尽忠以告”。[46]7月5日，他听说“前天浙大同学会讨论事务，决计挽留余回校”，并派出多人到杭州，与浙大同人商量挽留办法。“余表示决绝不干，谓余在浙大十三四年，自四十六以至六十岁，实为余之壮年时期。现已达衰老，应让余退休。因大学校长职务繁重，非老朽如余所能胜任也。”[47]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王淦昌、蔡邦华、苏步青、贝时璋等参加，与会者纷纷发言请竺可桢回浙大。“余甚为感动，回答时余几不能发言。”[48]裘克安甚至提议发起请他回校的签名运动。9月6日，蔡邦华告诉他，浙大接管后，停聘60多名教授，胡刚复等都在其中，还有些职员，他感叹“可知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9] 　　三件事上看心态 　　与浙大风雨同舟十三年，竺可桢迎来了他的60岁生日，在中共浙大地下党的积极安排下，由学生普选产生，实际上掌握在地下党手里的学生自治会出面，一场庆祝他们敬爱的校长60岁生日的活动2月间就拉开了序幕。学生以为2月25日是竺可桢的生日，师生自发举行庆祝活动，学生准备演戏，教职员纷纷送礼、写贺诗，祝廉先的贺诗中有“日下弦歌有替人”、“桃李花开千万树”等句子。实际上这一天离竺可桢真正的生日还有十来天，竺可桢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而且今天阳历二月二十五、阴历正月二十八，和我的阳历和阴历的生日统如风马牛不相及，亦是可笑事也。但是亲友如此记挂我，我内心总是感激的。”[50]早在2月21日，他就在《浙江大学日刊》刊登了一则感人的《竺可桢启事》，郑重表示，礼物一律不收，开会一概不到。 　　近有同事同学发起为桢庆祝生日。现值海内鼎沸，同室操戈，民生凋敝，已至极点。学校经费拮据，赖举债以度日，同人月所入不足以温饱，同学赖公费以维持菜根淡饭，以致老弱者疾病丛生，死亡相继；幼壮者营养不良，发育堪虞。值此时际，马齿加长，徒增悲悯，尚何庆祝之足云。[51] 　　3月7日才是竺可桢的生日，3月6日，浙大学生自治会举行盛大的祝寿晚会，他辞而不往；学生向他献上“浙大保姆”的锦旗，他坚辞不受。3月7日，学生代表提出建“可桢图书馆”作为纪念，他的回答是：“人尚健在，何必？”为了避免师生来祝寿，他带着家人外出，中午在小吃店里吃面条、馄饨，度过自己的60岁生日。3月8日，因为学生为他的生日大做广告，贺电、贺信不断，他将贺礼一律退还。3月12日，浙大教授夏承焘在日记中说：“学生贴出祝竺校长六十寿文字，记校长小节数事，可见其人格，颇为感奋。”[52] 　　学生对他的爱戴确乎是诚挚的，否则光凭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也不会有这么热烈。那一刻，竺可桢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浙大校长生涯即将告终，他更不会想到的是这样大规模地庆祝他的生日并非完全是师生们自发的，而是有组织在推动。竺可桢选择留下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共地下党主动地做工作，表示对他的团结尊重。84岁的许良英先生（他是当时中共浙大党支部书记、中共杭州工委委员）告诉我：“1949年元旦，我们用‘中共杭州工委’的名义给他和一批开明的教授发贺年信（用地下党组织名义发信，这在杭州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并发动学生为他60岁寿辰开展全校祝寿活动。” 　　就在国民党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蒋介石发表“和平”文告、黯然下野之时，竺可桢收到了这封盖有“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印记的特殊新年贺信，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恳切地希望他留下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接着，他又接到了“中共杭州工委”翻印的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这对于他在去留之间的选择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作用，诚然是很难判断，但有三件事大致上可以看出他的心态。 　　一是在竺可桢的支持下，1月3日，浙大学生普选成立了护校（实际上是迎接解放）的“应变委员会”。几天后，他专门抽时间约见“学生所推举之应变委员会来谈话”。[53]1月19日，他接受学生“应变会”前一天提出的加固学校围墙的建议，决定“即日交包工估价，由学生担任填土等工作”。[54]自从传来国民党政府将迁往广州的消息以来，人心惶惶，许多大学都在考虑迁校，而浙大却忙于筑墙，其中深意尽在不言之中。 　　1月20日，浙大校方也组织了“安全委员会”。4月24日，更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竺可桢为7人主席团成员之一，主席为浙大经济学教授严仁赓，副主席是数学教授苏步青。4月29日，竺可桢被迫离校赴沪时给严、苏二人留下一封诚挚感人的信，在申述了自己不得不离开浙大的苦衷后，还有一番加了着重号、意味深长的话。 　　“所幸应变执行会得兄等主持，必能渡此苦海以创新局面，而发扬浙大。”[55] 　　写完信之后，他又在后面加了一番话。“又启者：执行会重要职员如警卫组主任等，必须住入校内，想兄等亦早见及，但急待实行耳。” 　　这封信严仁赓一直保存着，二十多年前复印了一份给许良英先生，我曾见过这一复印件。 　　二是竺可桢多方了解共产党进城后的情况。1月8日，他在浙大的泼斯顿夫人那里看到陈达夫人北平来信。“知共军入清华时在十二月二十九。当时颇为惊慌，但仅数小时此惊涛即成过去云云。”[56] 2月13日，他听说“诸暨乡下几全在土共之手。但土共并不猖獗，与人民尚相安云”。[57]4月6日，他请北平新来的朝阳大学教务长王镇远、北大政治学教授崔书琴吃晚饭，饭后请王镇远讲北平近况，王是3月8日离开北平的。“云北平情形，共军纪律佳；共党干部作集团生活，无贪污之事，是其佳点；惟缺乏干部，经济生活更不如前。”[58] 　　三是在等待时代巨变的日子里，竺可桢并没有焦躁不安，六神无主，除了工作之外，依然是平静地读书、思考，似乎超越于当时急风暴雨的风浪之外。 　　3月17日，他读Clarence Mill的《气候与人生》；3月21、23日读《世界之罗盘》关于地缘政治学等文；3月24日读《洪北江诗文集》，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其所著《意言》乃四十八岁在贵州为学使时著，时为1794年，中有《治平》《生计》二篇述人口问题，与马尔萨斯氏所说相类，但其书[较]马氏第一版《人口论》出版年月早四年（1798），此亦可谓巧矣。马尔萨斯谓人口增加速率是几何级数，而食物生产增加是数学级数，其言简而包含甚广；氏则比较笼统。‘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两者比较，竺可桢发出了“中国科学之不能兴亦以此”的慨叹。[59] 　　3月28日，他读费正清1948年出版的《美国与中国》；3月30日，读阿诺德-汤因比的《文化在审判中》；4月9日，读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全文不过十页、四千余字而已；较之洪亮平《治平》、《生计》两篇一千二百字长约三倍余。但马文头三页约一千五百字全系空论，实际有关人口者不过三千字，而其中重复者有之。至于立论，马尔萨斯似较精辟，对于数字更为精密。马尔萨斯提及循环，其原因殊不近理也。近来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Lilley教授约余写文，为科学之社会关系史委员会之用，文字以三四千字为限，余拟作《十八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一位中国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60] 　　4月11、12日，他接连读英年早逝的浙大教授张荫麟留下的遗著《中国史纲》，感到“极为精彩”；4月16日，到浙大图书馆读《耶鲁评论》及《元史-元太祖本纪》；4月19日，到浙大国文系图书馆读顾炎武《日知录》中关于天文与地理部分；4月20日，着手翻译洪亮吉《意言》中关于“治平”一章（至22日译完）。 　　5月24日炮声可闻之际，竺可桢还在上海读Heapo的《宇宙之构造》。正因为他在去留之间已作出了抉择，所以他才会“泰山崩于前而不乱”，保持波澜不惊的心境，读书不辍。 　 　 “一切以真理为依归” 　 　　无论如何，竺可桢在浙大的十三年始终没有摧眉折腰事权贵，也从未介入政治，他有自己的独立的追求，有他的人生理想，他对科学的兴趣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党特务人员把他列入“和平分子”，浙大壁报上左倾青年指责他“科学救国”、“第三条道路”不仅无损于他的人格，而且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科学家，一个自由知识分子。 　　1月16日，王淦昌从美国回来，杭州科学工作者协会举行欢迎会，同时讨论如何应付目前变局的问题。竺可桢发言时指出：“科学工作者在目前此种局势下，不但要在物质上应变，而且要在精神上应变，就是说，科学工作者应抱坚定之立场，追求真理。不论在何种社会环境之下，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决不指鹿为马，抹杀真理。” [61]2月14日，他去上海时目睹了金山卫及上海附近到处在修工事，听说要筑3500个碉堡，已筑成2000个。面对连天炮火，这位信仰和平的科学家，其心情可想而知。3月21日，严仁赓在浙大工学院礼堂演讲《有效需求，正义、平等与自由》，反对胡适提出的“有政治自由始有经济自由”之说，主张先有经济自由而后始有政治自由。有学生提问何时才会有经济自由，严答怕要等到共产党当政始有经济自由。另一同学即起问：那么必须有一种政治而后才能有经济自由吗？对此，竺可桢的看法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恐不能分得如此清楚，“亦犹鸡蛋生鸡与鸡生鸡蛋之孰先孰后问题乎”。[62]4月1日是浙大二十二周年纪念节，竺可桢在演讲中指出真金不怕火烧，他引用古希腊诗人“从困苦艰难中方可得到真学问和经验”及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格言，认为现在就是考验大家的时期。他强调“但问是非，不问利害”的精神，要求浙大学子恪守“求是”校训，并倡导“恕”，认为——“目前要世界和平，第一要做到恕字，要能消弭猜忌、嫉妒、仇恨的心理。吾人检讨自己，学校、整个社会及民族均如此。整天说人家的坏话，从不会产生世界和平。要复兴中国，须得和平。惟和平始能增进生产，安定民生，建设和教育才有办法。我们在大学亦应自己检讨，不要开口便骂政府的贪污无能。学校应当改良之处甚多，如公物之不知爱惜，房屋草地马路之不整洁，以及公共图书之失落破坏，即是吾人不顾公德之表示。借书而久假不归，亦非好道德。借书正应如手中得金圆券一样，随借随脱手，方可使要阅者遍受其利。惟有每公民能公而忘私，恕人责己，国家才会太平，民族才会复兴。”[63]这一点给夏承焘教授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说：“早往大学路开二十二年校庆纪念会，竺校长讲恕道，甚好。”[64]这些言论大体上代表了竺可桢的真实思想，他只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一个科学家，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校长。难怪有些浙大的一些左倾学生一解放就表示对“和平分子”的不满。6月8日，他在上海收到夫人陈允敏杭州来信，得知浙大校内的壁报指责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云云。[65]无论国民党特务将他列入“和平分子”的“黑名单”，还是浙大壁报说他走“中间道路”，其实都算得上是准确的。 　　竺可桢虽然读过斯诺的《西行漫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他心爱的女儿竺梅投奔了解放区，但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共产党的认识毕竟是“一鳞半爪”，对解放区的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对于马列主义更是一窍不通”，他曾在浙大公开说：“世界上有两种势力最大，一个力量以恨为出发点，一个力量以爱为出发点。以恨为出发点，天天要讲斗争、打击、痛骂。”他认为“要拯救中国，要达到世界永久和平，只有以爱为出发点才能做到”。在政治上他崇拜服膺的是孙中山、甘地。[66] 　　对新时代开始有感性认识 　　1945年他读过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日》后以为“里德系共产党，故其言不免于偏”。1947年6月7日，他在太平洋船上读了白修德著的《中国之震雷》（现译《中国的惊雷》）后虽然相信共产党在抗战中，在土地改革方面“统比国民党政府做的彻底而努力得多”，但也认为这本书“对于[国民党]政府攻击不遗余力。所叙多为事实，但对于共产党则赞扬备至，不免偏激”。 　　竺可桢对共产党真正有了感性认识，而不是通过阅读、听说还是从亲历上海解放开始。从那以后，我们可以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对新政权、新时代的最初认识。 　　5月26日，他一觉醒来，上海已经解放。“法界与河南之英界公共汽车已照常行驶。解放军在路站岗，秩序极佳，绝不见欺侮老百姓之事。在研究院门前亦有岗位，院中同人予以食物均不受。守门之站岗者倦则卧地，亦绝不扰人，纪律之佳诚难得也。”[67]5月27日午后，他出门只见沿途路上“均人山人海如上元、元旦假日状态。时有鼓吹之汽车疾驰而过，喊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在大新公司有毛泽东、陈毅司令像高悬空际。南京路店铺均尚关闭，公共汽车亦不开。法租界则电车公共汽车照常行驶中。霞飞路店门均开，时有学生带锣鼓游行，且见女学生插鲜花于解放军衣襟上。霞飞路行人观者如睹……”[68]5月30日下午，谢季华和钱临照一起来看他，谢季华刚从南京到丹阳，与陈毅同来，曾听陈毅说共产党将尽力宽大对待敌党，胡适、傅孟真、翁文灏“均无避去之需要”。陈毅曾看过中央研究院院士录，“见有郭沫若之名，知研究院之能兼收并蓄”。并曾提及竺可桢，说应当电告杭州市长谭震林到浙大访竺，可见陈毅此时还不知道他在上海。[69]6月1日，“今日起时钟又拨迟一小时，因解放军来沪后，以北平未用夏令时间，京沪与平不能有异，故又将时钟拨回一小时。不知城邑与乡村不同。农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夏季时间不必提早。城邑则惯有夜市，如不拨早，晨间日光浪费。或者以为夏令时间为英美办法，苏联并未颁行。不知道莫斯科、列宁格勒纬度已高，夏季拨早一小时不能节省电费，因夏日昼可自晨三四点到晚九点十点也。倒是北纬三四十度有夏令时间之需也。”[70]对此，气象学家竺可桢尤为敏感。 　　6月12日，上海新政府的文教处副处长李亚农来。“余告以上海船舶往来甚众，不久台风时期将届，应未雨绸缪，先为之备。次谈及夏季时间改早问题。余以为大城邑如上海，改早时间可以省电，不妨由公用局之用电度数算出之。”[71]6月17日，中央研究院被接收。18日院中联谊会请民主人士施复亮来讲演知识分子的改造。他和李亚农等谈及8月将开的科学会议请了七八百人之多，他说：“如此众多，费款必多；将来招待，一切从简。”[72]6月19日下午，中国技术协会举行全体会员大会，他因为担心“开会时间甚久（目前上海习惯开会，每达五六小时）”，所以不去参加。[73]6月29日，《新闻日报》记者采访竺可桢，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人民政府对于国民党特务向来极宽大，但今日起沿户搜查，问他作何感想。二是中共28周年，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的回答是“均无意见可以发表”。[74]6月30日，即中共28周年纪念前夜，华东局与人民政府邀请各界人士吃饭，近一千二三百人，来宾中宋庆龄、黄任之、陈叔通等及工人代表、农民代表均有演讲，“一致向共产党致敬”。[75]7月11日，他北上出席科学会议，路过济南，山东省教育厅长、济南市教育局长招待中餐，“菜颇丰，仍为中国旧习惯也”。 [76]7月13日，他来到阔别十三年的北平，“今日重来，更觉北京之伟大”。[77]7月23日，他随科学参观团到东北参观。31日，他们参观了抚顺一个制铝厂遗址，“现其机器为苏联移去，人民政府将向苏联索回云”。 [78]8月13日，他在大连参观时得知，“据中苏条约，苏军可驻军三十年云云”。 [79]8月19日，他们在大连海滨公园，同行的王成组“因在海滨照苏联军营，致被押至公安局”，他们都“颇为惊恐”，不过当地交际处处长很快就将人保释出来了。[80]9月18日，华北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政府等二十团体请吃晚饭，到场的有500人以上。“此一席西菜加葡萄酒，费用当可观。如以每人六千元计，即三百万元，或三万斤小米也……”[81] 　 　 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 　 　　尽管风雨飘摇，气象学界仍然为庆祝竺可桢60岁生日出专集、辟纪念室。6月14日，在上海的一次气象讨论会上，赵九章代表气象学会当面将5月间编印的《竺可桢先生六旬寿辰纪念专刊》交给他，其中收入文章17篇，报告一篇，印刷也很精致，表彰竺可桢在气象界的筚路蓝缕之功。竺可桢在致谢词时说，自己在浙大十三年，“对于本行已极落伍，如陶渊明《桃花源记》之渔父，因避秦乱而入异地，及其返家，则一切茫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其如余今日之于气象学矣……”[82]实际上，在他十三年的大学校长生涯中从未停止对科学前沿的关注，从未放弃科学研究，不仅手不释卷，而且利用休息时间写了不少有见地、有科学价值的专业论文。如今告别了浙大，他能否全身心地回到正常的科学研究中，此后将会面临什么，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布满了问号。 　　此前，他在5月27日的日记中说：“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83] 6月5日，在讨论中央研究院出路的会上，他提出联合政府成立后科学研究是否将着重于实际应用方面。“虽是俄国对于理论亦极注重，但以中国经济之支绌，将来难免不为专题而给款，而此等专题胥为应用的……”[84] 　　6月9日，中央研究院召开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因等待市政府来宾，从八点半一直等到了九点，陈毅亲自来参加。先是竺可桢发言报告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半个小时，提及蔡元培、丁文江，尤其是杨杏佛的筚路蓝缕之功。接着，陈毅讲了一小时，“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宣传部冯定“讲马列主义为世界理论最高原则。谓无产阶级主观的意见比资产阶级客观的意见更为客观，言颇费解”。[85]几天以后中央研究院被接收。 　　8月18日，竺可桢受命参观东北时，曾在大连作过一次《说台风》的演讲，发表在10月的《科学大众》上。9月16日，他与陶孟和、吴有训等联名写信给赵元任等旅居海外的学者，告诉他们上海解放四个月来，“于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方面奋力建设均获相当进展”。 动员他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86] 　　10月16日，竺可桢得知自己被定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一（院长是郭沫若），不可能再回到上海了。“在未与郭沫若接洽以前，不知院中之大政方针，故亦事事摸不着头脑。”[87] 10月20日，他到北大理学院和饶树人谈科学院事。“深以为大学教授所费于开会之时间太多，每周自三四小时至十小时不等。外间又谣传研究事将全归科学院办理，大学只是教书。以为从此中国科学将永无发展之余地云云。余谓科学院大政方针虽尚未定，但大概不至于如此极端。”陆定一等都劝他暂时不要南归，等科学院有了眉目再说。[88] 　　从10月起，竺可桢读的书开始悄悄发生变化。10月20日， “午后三点至东安市场购列宁著《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及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89]10月31日，在北京回南京路上读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对于哲学科学颇为广博。书中对马赫学派攻击不遗余力。”[90] 11月5日，他借来一本关于苏联文教事业书，“其中述苏联科学院事颇详”。[91]12月10日，他读《科学与社会》一书，有关于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批评，“系用唯物辩证法出发点者”。 [92] 　　从12月19日起，竺可桢开始学俄文。几天后他日记里也讲到，一早起来读半小时俄语。12月21日，他到三联书店买了《联共党史》。晚上，他到中南海参加中苏友好总会举办的晚会，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天，科学院中苏友好支会也举行了斯大林七十寿辰庆祝会，当晚各民主党派在北京饭店联合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他没有去。 　　60岁的竺可桢从头学俄文也好，阅读《联共党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书也好，无非都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时代，一个他所陌生的时代。既然选择了留下，这一切便是很自然的了。 　　[1][3][4][5][6][9][10][11][12][13][14][18][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6][47][48][49][50][53][54][56][57][58][59][60][62][63][65][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7][88][89][90][91][92]《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01、1244、1245、1246、1246—1247、1252、1253、1253、1256、1229、1253、1238、1219—1221、1225、1260、1268、1248、1249、1254、1264、1234、1217—1218、1285、1203、1204、1205、1211、1212、1224、1225、1209、1210、1215、1216、1229、1306、1257、1266、1268、1272、1284、1222、1203、1207、1216、1203、1218、1235、1230、1235—1236、1252—1253、1228、1232—1233、1260、1255—1256、1256、1257、1261、1260、1263、1264、1266、1270、1272、1275、1278、1279、1287、1262、1256、1259、1260、1292、1293—1294、1294、1295、1296、1303页。 　　[2]《竺可桢传》，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152页。 　　[7][45][51][61]《竺可桢全集》第二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696、697、692、691页。 　　[8]《竺可桢诞辰百周年纪念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44页。 　　[15][16][17][19][66]《竺可桢全集》第四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9、94、100、100、100页。 　　[52][64]《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版，47、53页。 　　[55]竺可桢手迹原件复印件。 　　[86]《竺可桢全集》第三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页。 　 　 影响中国的思想家：胡适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倡导自由主义。1910年留学美国，先入康奈尔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深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暴得大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二三十年代曾先后创办《努力周报》、《新月》月刊、《独立评论》周刊等有影响的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受命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4月远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领域都有成就，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文学史》（上）和《胡适文存》（四集）等。 　 　 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 　 　　1949年1月1日的胡适日记很简短： 　　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 　　蒋先生有主张和平的文告。[1] 　　此前1948年12月14日，胡适匆忙离开北大，告别大军合围中的古城北平。三天后（12月17日）就是他的生日，他不无自责地对司徒雷登说自己痛悔抗战胜利之后这些年没有把精力、才能用在思想方面，“而是像他过去做的那样自私地又埋头于他所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中了”。司徒雷登看到——那一刻“他的眼中噙着泪水”。[2] 　　1948年的最后一天，在南京，对着滚滚而去的长江，胡适和傅斯年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两人都禁不住潸然泪下。1949年1月2日，胡适将这首诗抄在了日记中。2月12日，他在上海和雷震见面时又出示了这首诗，雷震认为“正为国民党今日处境之写照”。“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胡适和傅斯年“两人都下泪了”，他们的泪到底为何而下？这首诗为什么一再在胡适的脑海中徘徊？恐怕不是雷震所讲的那么简单。“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他们哀伤的不仅是国民党这个政权的败亡，还有他们热切向往的渐进变革之路的中断，以及他们所追求所鼓吹的自由主义的幻灭。 　　胡适不是什么政治人物，他更有兴趣的是学术工作，是办大学，是从文化上担负起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尽管他在1949年的转折关头再次踏上抗战时走过的赴美游说之路，并说过“在道义上站在蒋一边”这样的话，但他不愿从政做官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这可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羽毛。这里固然有他个人性情、趣味、学养、经历等方面的因素，也有他对知识分子应始终与政治保持距离的清醒认识有关。3月7日，他看到石涛画册自题：“不识乾坤老，青青天外山”，曾感叹“遗民不肯抛弃希望的心事”。在他流亡美国的日子里，他是否也有类似的心事？他的所有哀伤都包含在陶渊明的诗和石涛的画里，但他的哀伤又岂是生活在古代的陶渊明、石涛所能体会的。“根株浮沧海”，“青青天外山”，在胡适的后半生，这样的哀伤几乎一直在他的心头萦回不去。 　　不愿出面组织在野党 　　8月16日，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胡适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迹：两个月来，精神上十分苦闷！“外交部长”的事，事前我不知道，事后我打了许多电报辞谢，但政府至今还是用“无赖”的方法，再三劝我不要向外发表不干外长的事！（两个月了。我在8月6日发一电，说，……“政府至今仍不许我向外发表不干外长事，岂非闭我之口，裹我之脚？……”此电去后，十日不得复电。）你们劝我在外教书，把家眷接来。此事我也仔细想过，但我不愿意久居外国。读了White Book之后，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 　　我想回去做点我能做的事。第一，决不做官。第二，也不弄考据了。……至于“我能做”什么，我现在还不很明白。也许写文章，也许是讲演，也许是两者都来。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15]12月23日，“实在是提不起劲儿来，有些日子真难受”时，他又给赵夫妇写信，再次提及：六月中，阎内阁发表了我的外交部长，后来他们用种种法子，力劝我不要向外发表我不就外长的话，因此，我从六月到十月初，什么报馆记者都不见！10月初公超的外长发表了，但局势大坏，我也不忍就谈我私人的吃饭问题，所以一搁至今。[16]此外，蒋介石希望他出面组织在野党，宋子文希望他出面领导救国运动，他都谢绝了。2月12日胡适日记中载：“11：00雷儆寰来，可同饭。”那天胡适和雷震一起午餐，推心置腹谈了数小时，他对雷震说，蒋有意让他出面组织一个在野党，但他觉得自己“个性不适合”，做不了这件事。[1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雷震此后热心于组织反对党，这一天胡适说的话想必已印入他的心坎。这当然是后话。 　　6月14日，蒋廷黻在美国对胡适说，宋子文从欧洲回来后极力主张要他出来领导救国的事业，自己愿从旁力助。胡适去看宋，果然如蒋廷黻所言。“我猜想他在欧洲必见了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受了他的影响，故作此幻想。”[18]6月22日，“Thomas Corcoran[托马斯-科克兰]自法国回来，在子文兄[处]见面，他力主张我出来担任救国事业的领导工作。我早猜子文是受T.C. [托马斯-科克兰]的影响，T.F.[ 蒋廷黻]不信。今夜我听T.C.的话，更恍然明白了”。[19]总之，在“根株浮沧海”的日子里，胡适也未改变初衷，从无介入实际政治的打算，所以他不可能答应宋子文们要他出面领导政治上救国运动的请求。《自由中国》创刊，他只愿意做名义上的发行人，连一个政论刊物他都不想直接介入。自然，对他而言不介入直接政治并不是放弃个人应尽的责任。 　　耿耿于心的仍是自由 　　1949年3月下旬，胡适曾到过台湾。3月27日下午，当时的台湾省议会、文化协进会及各文化机关团体发起邀请他作一次公开演讲，他在傅斯年等的陪同下来到中山堂，听众达六千多人，连讲台上也坐满了人，只给他留下了一席之地。他演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认为自由不是舶来品，他以中国古代传统中的谏官御史、史官制度作为例证，并把孔子、老子、孟子都称为自由主义者，认为王充的《论衡》从帝国时代就开辟了自由批评的传统，在范缜、韩愈、王阳明身上他都读出了自由主义精神。他甚至把孔子的“有教无类”及科举制度解释为“教育的平等”。这些观点本身难免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他的用意是要在一个他所认为的面临“自由”与“不自由”、“容忍”与“不容忍”抉择的“危险”时刻，针对有些人说“自由是有产阶级的奢侈品，人民并不需要自由”的论调，挖掘出一些古代的自由传统，他说：“假如有一天我们都失去了自由，到那时候每个人才真正会觉得自由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20]这次演讲和他此前不久（1948年10月20日）在浙江大学所讲大致相同。在即将天翻地覆的历史转折关头，胡适所，他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用意也无非想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这一观点从学术上诚然可以商榷，但他的用意则是不容轻慢的。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看蒋介石，第一次向蒋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想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意思，蒋“表示赞成并愿赞助”。[21]（据蒋经国4月1日日记，蒋介石准备发动“民主救国”和“自由中国”两个运动，大约与此有关，无非是想利用自由知识分子对理想的热忱。）4月6日即胡适离开大陆的那天，他和雷震、王世杰一起吃早饭，显然获知了蒋的这一态度。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太平洋上，应雷震所托胡适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文章毫不掩饰其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节节胜利所怀的敌意和攻击，提出《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作为“自由中国”运动的一个起点，其宗旨，就是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包括“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督促政府（各级的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支持并督促政府用种种力量抵抗”他所谓的“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22]宣言的反共亲蒋立场是很鲜明的。 　　最初，创办《自由中国》杂志确实带有挽救国民党政权的意图，所以民主、自由的价值都是包裹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铁幕”的外衣下，这也是它最初得到蒋介石许可乃至支持的原因，这本小小的半月刊将在最后的孤岛上向蒋的独裁、专横发起挑战，将与蒋的小朝廷对峙，这是蒋始料不及的，胡适却未必心中无数，所以他一直很谨慎，不想介入太深。当然，他是《自由中国》无可争议的发起人之一，从2月10日、12日、16日到4月6日，他和杭立武、雷震、王世杰至少商量过四次，这个杂志名称还是他向杭立武提议的。所以，4月16日，船到檀香山前夕，他写信给雷震、杭立武、王世杰三人：《宗旨》写了几次，都写不成。最后有一篇短的，十分不满意。千万请你们与书琴、佛泉、子水诸君仔细斟酌，最好是完全重写过。 　　请注意这不过是拟稿之一种。 　　万不得已时，还是不发表书面的宗旨或约章。 　　若发表《宗旨》定稿，请不要具名。[23]不过，雷震他们并没有听从胡适的意见。当年11月20日，《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不仅把胡适写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印在扉页上，而且以远在美国的胡适为“发行人”。以后在纪念《自由中国》三周年时，胡适讲过这样一番话：……大陆危急的时候……许多朋友在南京在上海常常谈到国家的问题，想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在那个时候，大家就定了“自由中国”这个名字。当时有几位朋友要我写一个简单的宣言。 　　（那时）自由中国还有半个大陆。…… 　　船到檀香山，他就把这几条“宗旨”寄给雷震、杭立武。“希望他们把这个简单的稿子修改扩充。可是他们很客气，没有修改，就将我在船上匆匆写成的文字作为《自由中国》杂志的宣言。这实在令我感到十分惭愧。后来这几条宗旨不但刊载于《自由中国》的第一期，并且每期都刊载，作为提醒我们同人努力的宗旨。到现在，我仍感到惭愧。”[24]对于以他的姓名为“发行人”，他表示自己“最不高兴”，认为“这是作伪”，不是一个“好榜样”。[25]《自由中国》创办时，杭立武还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所以这个刊物曾得到教育部的经费补助，创办人也多为国民党中人。“但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26] 　 　 与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共鸣 　 　　4月14日夜，在写完《自由中国》的宗旨后，胡适重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感到无比激动，信笔写下一篇长文，作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此前，2月23日，他就读过《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在这篇满含感情色彩的序文中，他对“死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更是表示了由衷的赞佩，认为—— 　　“是独秀自己独立思想的结论，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只有他能大胆地指摘一些人‘不曾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只有他敢指出‘一些人’用来打击民主政治的武器——原来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名词！” 　　胡适指出：“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陈独秀在病中写给西流的那封长达五千多字的长信，“陆续写了二十余日才写好”，其中有三千多字是讨论“民主政治”的。胡适说“这封信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希有的重要文献”。陈独秀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胡适认为：“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的自由。”[27] 　　这篇序文最后，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所以他从苦痛的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然而当后来雷震一再吁请他出面组织一个反对党时，他的态度却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不同意。当年12月8日雷震听到胡适要组织“自由党”的传闻，曾给胡适写信。 　　很凑巧的事，蒋廷黻先生对外发表谓 先生要组织中国自由党（草案已由纪五弟寄来雪艇先生处见到），《自由中国》刊物适逢其时出版，《新闻天地》附会这两件事有关联，他的题目是《胡适、自由、自由党》，开头就说“胡适提倡自由主义，不是一日间事，由自由主义进而组自由党，也不是一件传闻的新闻，但是从我国堂堂正正驻联合[国]代表团长蒋廷黻在成功湖宣称，却是一个道地的新闻，何况适逢其时的，由胡适为发行人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正在此时于台北出版”，谁说天下没有这样凑巧的事。 　　《中国自由党》章程已拜读，先生愿出来领导，使爱好自由人士以十分的兴奋。既名为党，则不能不讲组织，广纳自由人士于一组织之内，这是万分万分困难的事，希先生对此点特别注意。又负此责者，不但要有组织能力，并须公正、和平与任劳任怨，国民党失败之前车可鉴，务祈（负组织之人，心地不可狭隘） 先生注意组织人选，一切毛病与漏洞，将来会由此而生。又，自由党组织部分，定得太简单。[28] 　　实际上，胡适没有介入蒋廷黻试图组织“自由党”一事，雷震误信了王世杰儿子纪五的话。此时的雷震对组党也并不怎么热心，他更热衷的是发起一个“自由中国运动”，同年，他曾写信恳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一运动。 　　再者，“自由中国运动”因先生不起劲，仍不能开始，港、台一般志同道合之人士及青年学子，十分失望。先生所推荐之人，如孟余、孟真两先生，都不愿担任此工作，而孟余先生更消极。老实说，“自由中国运动”如非先生出来领导，绝对没有希望。以拯救民族文化为己任如先生者，还能这样长此因循下去么？先生不愿组党，犹有理由可说。而先生不做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实在说不出道理来。前次征求先生组阁，我是反对的。因如此必然牺牲了先生个人而于国事毫无补益，请先生领导这个运动，我是极端赞成的，因为只有先生才配领导这个运动。[29] 　　这封信只留下一个不完整的文本，是否发出也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始终没有答应出面领导显然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相对抗的“自由中国运动”。尽管如此，他对国民党“恨铁不成钢”的惋叹之情和要为蒋介石补台帮忙的尽忠之情，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仇视和对抗立场已经表露无遗了。 　 　 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 　 　　1949年初，胡适曾有过一闪而过的和平幻想，所以才会想把家属安排到老家安徽绩溪去住。1月8日，蒋介石请他吃晚饭，他为蒋讲了温赖特将军守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国会特授于“荣誉勋章”的历史。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并写了“蒋公稍有动意？”一句话，蒋是否为这个故事所打动，胡适只是猜测，所以才会在后面加一个问号。从蒋坚持要胡适去美国，蒋从无求和的打算和诚意，所谓“求和”文告都不过是演戏罢了。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和老同学、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谈了半小时，竺可桢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30]也就在这段岁月里，胡适重提了“和比战难”的口号，3月23日的包天笑日记记载，听说胡适在台湾讲话指出“和比战为难”。几年后（1952年11月9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胡适说：“和比战难”，是我三年半前，国共和谈未破裂……前说的。……“和比战难”这个名词，将在未来战史上会留下好几页的记录。在国共和谈时，我说了“和比战难”。某晚，张治中跑来看我，说：“胡先生，我对你什么都佩服，就是对你的‘和比战难’不敢领教。”我想张治中现在应该佩服我了吧！与共产党谈和，原是不容易的！[31]其实，他最早提出“和比战难”是在抗战初期，1938、1939年他给蒋介石政府的电报中就强调和平比战争难百倍。1949年，胡适正是意识到和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才会接受蒋介石请他去美国的要求。4月6日上午，他在上海再度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他自称“此是第六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了。10年后在《自由中国》纪念会上，他说：“当民国三十八年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口，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夹着报纸来访问他，要他谈话，他在几年后回忆：“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32] 4月27日，胡适到达纽约，住在他当年离开驻美大使职务后租的房子里。此次赴美与抗战时情形不同，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崩溃，美国朋友问他的态度，他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他后来写下《我们要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时，再次重申了“我这个观点是永远不变的”。[33]这和蒋对他的谦恭、拉拢恐怕也不无关系，即使在下野溪口时，这年3月9日，蒋曾专门派儿子去上海看他。（3月9日蒋经国日记，“父亲派我赴沪访胡适先生”。）5月8日，浙赣铁路已被解放军占领，长沙、衡阳指日可下，香港学者陈君葆在日记中说：“以蒋介石言，已无可为了。而胡适还说‘救中国还来得及’！” 　　5月28日，蒋介石给胡适写了一封密信：“此时所缺乏者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进行，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4]胡适大致上就是按照蒋的这一思路，开展他最后的外交努力，所以有人说他是“不是大使的‘大使’”。然而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使他深感抬不起头，精神上苦闷极了。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处境、心境，其时即使是同情国民党政权的美国人也都“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和他抗战之时做“过河卒子”，赴美外交已不可同日而语。到7月6日，胡适在美国展开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无效，他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以后（1952年12月7日）他回忆说：……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 　　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35]在这里，胡适把只代表一小撮人利益的国民党政府和堂堂国家混为一谈，他所念念不忘的为国家保留“尊严”、“人格”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就不言自明了。 　　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 　　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认为中国内战的“恶果”非美国所能左右，对国民党的批评极为严厉。之后胡适有5个月没有去过华盛顿，12月中旬，他因事前往，仍没有去访问政府和国会中人。1954年2月，胡适在给司徒雷登回忆录《旅华五十年记》写的序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因为在雅尔塔出卖了中国，因为在紧要关头的时候停止了对华的有效援助，而且最主要的，因为自己是有大的权力和无人可与抗争的世界领袖地位，所以倒下来的中国流着血的时候，美国可以说“罪不在我”。 　　我也同意司徒博士的看法：美国为了赎罪而应该做到的起码事情，就是继续拒绝承认中共政权并继续反对这一个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这一点跟历史性的伟大传统，至少是相符合的。这个伟大传统就是史汀生和胡佛所高举的以及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所写在“大西洋宪章”的不承认主义。”[36] 　　然而，反攻也罢，不承认也罢，都阻挡不了新中国前进的步伐。在精神苦闷中，整理《水经注》几乎成了胡适的主要工作。从1954年7月1日后，他常常都是以《水经注》的考据自娱，打发“根株浮沧海”的痛苦时光。虽然他8月间给赵元任的信中说自己不搞考据了，可是9月5日，他还是禁不住写了一篇五千多字的《象棋小考》。他在文后的《暂记》中说：“1949年9月5日是美国的‘劳动节’，其前两日为周尾，故共有三日的假期。我在这百忧交迫的时候，决心休息三天，就开始写这篇《象棋小考》。写得太长了，我在客中又没有书，不够参考，故又搁下了。”[37] 到10月29日，他还专门给杨联升写了一封长信讨论这篇文章。 　　9月30日，他在百无聊赖之中又写了一篇短文《试考董沛所见全氏的〈水经注〉校本》。当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一些利益人命运的关注。据陈之迈回忆，这年10月底、11月初，胡适两次心脏剧痛，仍不断和友人讨论时事： 　　1.征兵事，必求公平合理。 　　2.蒋介石复职总统问题，最所关心。[38] 　 　 “武汉大学怎样了？” 　 　　1949年5月，香港的左派报纸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七十岁的历史学家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49年4月29日首发），陈垣以幡然悔悟、回头是岸的过来人姿态，一方面对胡适所持的自由思想、治学方法以及一切之一切进行了驳斥，一方面劝说胡适放弃过去的“错误成见”，否定过去的“观点错误”，翻然觉悟，脱离“反人民的集团”，“回到新青年的行列”。[39] 　　6月18日晚，胡适第一次看到《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英文译本，第一段引用的是当日他给陈垣最后一信的末段，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6月20日，他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0] 他们之间在学术上曾有许多交往，胡适离开北平的前夜，还在写信和陈垣讨论学问，信的最后说道：“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6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 　　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当天他在日记中仍顽固地说：“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41] 不过到了6月24日，他的想法就发生了变化。“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42] 　　12月15日夜，他自抄给陈垣的信，那是1948年12月13日关于考证的一封信，转眼一年了。他在附记中说：“这是我在北平最后的一封论学书，12月14日寄出，15日我出北平了。陈垣先生没有答复我问的话。”[43]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陈垣不久后就会发表这样的公开信与他对垒。他从自己的逻辑出发，一口咬定公开信不是陈垣自己写的。 　　虽然“根株浮沧海”，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依然热切地关注着此岸的一切，这毕竟是他的祖国啊。5月22日，他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说道，香港《大公报》5月10日发表北大、清华等校校务委员名单，他评说“两校常务七人中，除主席外，色彩皆甚浓厚”。其中提及许多故交、同事的情况，如北大的周炳琳、郑天挺等。对周鲠生的情况更是关切：“武汉大学怎样了？鲠生怎样了？”[44] 　　8月16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都表示了深深的关切。他引述沈君怡的来信说陶孟和在京沪“很活跃”。“他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并说：“七月七日香港《大公报》记‘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于7月17日在北平开幕，选出二十九人为常委，其中有孟和、奚若，而没有端升。此段记载说，朱德、董必武都曾到会讲话。朱德说：‘世界上只有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45] 　　12月23日，他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几百个新‘官’，其中有‘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副主席四人，委员七一人，‘周鲠生，武汉大学教授’是七一人之一。”[46] 　　这一年胡适59岁，离他的生命终点已不到12年。在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他曾一再提及“精神上十分苦闷”，这种苦闷一直伴随着他走过1949年。“根株浮沧海”，哀伤的精神还将笼罩他整个生命的黄昏。 　　[1][3][7][10][11][12][13][18][19][40][41][42]《胡适日记全编-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731、732、743、774、778、781、782、774—775、779、778、778—779、780页。 　　[2]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白皮书，转引自《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美]格里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27页。 　　[4][5][14][20][22][24][27][31][32][33][35][36][37][38][4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2068、2077、2099—2100、2078—2081、2082—2083、2083、2089、2069、2092、2092—2093、2097、2098、2100、2107、2063页。 　　[6][30]《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229、1218页。 　　[8]《陈君葆日记》下册（1941年—1949年），1033页。 　　[9]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893页。 　　[15][16][45][46]《胡适书信集》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181、1188、1181、1187页。 　　[17]雷震日记，《雷震全集》第31册，台湾桂冠图书出版公司1989年版，130页。 　　[21]转引自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版，88页。 　　[23][25][28][29]万丽娟编《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2、9—10、5—6、8页。 　　[26]余英时：《从〈日记〉看胡适生平的几个疑案》，《万象》2004年第7期，42页。 　　[34]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9][44]《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册，1982年沈阳，34—35、34页。 　 　 浩然一儒者：梁漱溟 　 　　梁漱溟（1893年—1988），是毛泽东的同龄人，年轻时参加过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当过新闻记者、司法总长的秘书。虽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蔡元培却请他到北大教印度哲学、孔子哲学，从1917年到1924年他一直在北大任教，1921年因出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声大噪。离开北大的讲坛后，他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先后在山东、河南等地搞试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参政员，奔赴国难。在此后的近10年里，他身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他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创始人之一，在香港主办《光明报》（《光明日报》前身）。他曾两次去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担任民盟秘书长，参加过1946年的政协会议和国共和谈。1953年因为在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说话，当面与毛泽东顶撞。 　 　 “只发言，不行动” 　 　　1949年，57岁的梁漱溟住在重庆北碚，在私立的勉仁文学院和勉仁中学讲学，同时致力于《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继续他“了解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理论思考。他虽然已退出实际政治，蛰居山城，“闭门读书”，甚至想学佛修炼，但这位“不以学问为学问”的“最后一个儒者”、“中国的甘地”仍无时不在关心中国问题，热切地注视着时局的动向。后来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自述：1948年除夕，我在重庆特园得《大公报》王文彬先生电话，以蒋介石下野，大局急转直下的消息见告，并问我对时局要不要发表意见。我马上写了一篇《过去内战的责任在谁》，预备发表，却不料第二天——1949年元旦——蒋只发一要和平文告，并未下野；时局发展似尚有待。我就把文章交给王先生（文彬），留待时机到了再行发出。[1]蒋介石的和平文告发表后，他赶忙写了两封信，分别给民盟主席张澜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时间是1月5日和1月6日。1月8日有盟友何乃仁飞上海，托其带信。给毛、周的信一方面请张澜设法转去，另一方面寄在京的学生李渊庭（1906—1994，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毕业，长期追随梁），由他再托罗子为转交给周。 　　其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有借重民盟来和谈之意。梁漱溟在1月5日写给张澜的信中提出两点看法：一是国民党政府曾取缔民盟，当时还有民盟的人拘押未放，这一点不解决，对政府就无话可谈；二是政府谈和平，我们也可以和它谈和平，但一切违背政协决议的举措必须取消，那么自然和平。同时申明他退出现实政治，“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的原则，并阐述他坚持这一原则的三条理由。 　　（1）在组织则不得以个人意见发言，甚至要作不合自己意见的发言，这不是他个性所能接受的。 　　（2）如组织松散，不加拘束，他或许有发言机会，但如此放任自由，不是组织之道，且担心因他一人发言不慎而组织受累，所以不可行。 　　（3）时人习与斗争之说，对人每存敌意，而敌意一存虽有善言亦难得其考虑。为了使人能平静地考虑他的意见，所以他愿恪守上述原则“以减少其敌对之心理”。 　　他反复表示，他所能贡献给国人的主要是思想、见解，“此外无所有也”。 并再次重申了1947年9月发表的脱盟声明，希望得到盟内许可。[2]在1月6日给毛、周的信中，他首先表明自己不参加中共政治上所号召的新政协等，请他们原谅；其次是他今后几年对国事所持的“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原则，并强调了他对中国问题一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是抗战如同救火，为争取团结、民主，他只能与在野各方保持一致行动，对言论是有保留的。既然外患已除，“则事莫大于建造新中国，完成近百年来历史文化之大转变，此事至远且大，贵乎有眼光而甚忌操切”。 　　他表示自己的主要工作是在思想、见解方面（这一点他给张澜等的信和好多文章中一再表示过），希望能保持“从容恬静”的状态，《中国文化要义》之后，他还将写《现代中国政治问题研究》，提出具体的方案（由于始料不及的大变局，这本书终于没有完成）。[3]1949年元旦，他在罗斯福图书馆作过一场题为《中国文化问题》的讲演（当月18日，讲稿在重庆《大公报》发表时，改题为《中国哪一天能太平？》），指出中国历史自秦汉以来只有一治一乱之循环而没有革命，清末以来近四十年由外引发的革命“是一非常杂乱的革命（太不正常，太不单纯）”，以资产阶级为革命主体的革命和以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革命“几乎结联起来”，以梁漱溟的智慧都感到困惑。他说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中国不同于西方，它是一个职业分途的社会，而不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表现在文化上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伦理本位。只要新秩序建不起来，中国就永不得太平。[4]接着，他那篇早就写好的《中国内战责任在谁？》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他回忆“1月20日蒋介石让位于李宗仁，当日《大公报》便刊出来我那篇文章”。[5]此文一开篇即说：“我写此文意在说明两点：第一，过去内战的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第二，今天好战者既已不存在，全国各方应该共谋和平统一，不要再打。”然后历数了抗战胜利以来中共一再让步、蒋介石一再压逼的一系列事实，指出内战的罪责主要在蒋。他还提及北平军调部撤消，叶剑英撤退时曾对许多人说过：“我们现在必须要打，要打到国民党好战分子不再好战为止。请大家朋友放心，我们必不超过这分际。超过这分际便是共产党的错误，便是一种不可恕的错误！”最后梁漱溟提出：“在一切污蔑与误会祛除之后，各方面就可无顾虑地与中共开诚相见，共谋和平。这是我希望于国人一面底。另一方面我希望中国共产党，本其不好战之心，本其过去委曲求全之精神，与各方共同完成和平统一。这是更要紧的一面。因为谁的力量大，谁对于国家的责任也大。谁不善用他们的力量，谁就负罪于国家。所以全国人过去所责望于国民党者，今天就要责望于共产党。好战者今天既不能存在，内战不应该再有。任何问题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延迟中国的统一。”[6]要知道，其时国民党仍拥有江南半壁江山，何况梁处在杀人不眨眼的杨森统治下的重庆，发表这样直白的文章，家人和亲友都为他的安危感到担忧。1月24日，他在《大公报》发表《给各方朋友一封公开的信》，声明今后三年对国事“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一立场他早在政协会议前后就多次表示过。他说自己自18岁参加辛亥革命以来“对于国事未敢一日自惜其力”。但他认为自己将致力于文化研究工作，陆续以思想见解主张贡献于国人。“对于时局，在必要时是要说几句话的，但不采取任何行动。”[7]也因此，当他的广西同乡、相识已久的李宗仁上台，积极请人奔走和平之时，一电再电三电请他出山，他只是回答说：“我只呼吁和平而不奔走和平，早曾有声明在先，恕我难应命。”[8]杨森甚至为他买好了机票，他还是谢绝了。一次李宗仁飞到重庆，派程思远到北碚看他，并送了一大笔钱，邀他到重庆一见，他感谢李的盛意，但没有去见面。因为办学经费十分困难，那笔钱他收下了。 　　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反复强调并恪守“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这两条原则，其目的是：“向全国各界表明，我发表的对当前国事的主张，完全是个人的言论，本意是为国家和百姓免受战祸的延续，但对与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则听凭各界评论，特别是当事者国共双方。我个人的这些言论有无背景，则以不行动（言论除外）来澄清之。”[9] 　　“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 　　毛泽东提出和谈“八项条件”，第一项就是“惩办战争罪犯”。邵力子发愁不好办，孙科率直地表示不能接受。2月13日，以“中间人”自居的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同时发表《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并告国民党之在高位者》、《敬告中国共产党》两封公开信，也就是1953年周恩来所指责的“在紧要关头却是维护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使人民失败的”那两篇文章。 　　第一封就是后来所谓“敬告中国国民党”的那封信（其实原题不是这样的）。第二封原题如此。针对惩办战犯等问题，梁漱溟说：“我若是孙科院长，我将向国人请求把一切罪过一人承担起来，自杀以谢天下！这才对得起国父在天之灵！”[10]他主张讲清楚内战的责任，要求每一个中国人都要讲人格，负责任，并提出解决这一“和谈难题”的具体方案。 　　一、凡是在国民党高位的，应表示负责精神，自认做事失败，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一律随蒋介石下野，闭门思过。 　　二、 国民党这样做了以后，共产党应宣布三年作战，事非得已。对于人民所遭受的损害表示歉疚。今后只要各方讲理而不用兵，共产党愿以政治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绝不用兵，以免再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灾难。 　　三、在国共之外公推信誉卓著的公正人士（5—7人），调查事实，确定究竟是哪些人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惨剧。再经过公开审判、辩论，作出历史定论。对有负于国、有负于民的人也不用什么刑罚，只送给他们每人两个字作谥，永留史册。 　　相隔五十五年之后，我们重读梁漱溟的这些主张，仿佛就像天方夜谭似的。在1949年百万雄师即将过大江之际，他还在那里呼吁和平，本来就已经书生气太重了，何况还提出如此不着边际、让手握枪杆者啼笑皆非的解决方案。他深谙中国文化之道，却如此天真烂漫，似乎一点也不懂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治文化更是完全无知。但也因此有了几分可爱之处，毕竟他只是一介书生，而不是什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人物。如他自己所说，他只是一个思想者，而不是行动者。 　　信中他还提到自己谢绝李宗仁召他入京时提出的三点建议，一是请李宗仁邀请“一个爱国家更爱民主的人”李任仁出来策划和平；二是说国民党党内党外有资望的国民党员，简直没有一个干净无疵的人足以领导，只有“国民党元老中唯一人品学问最好之人”顾孟余够资格；三是请李宗仁准备引退，以全大局。[11] 　　他的这些话，在位的国民党当政者听了不会高兴，事实上，当时也没有人顾得上去听他这些不中听的话了。但他认为这是应负的责任，他虽然不再奔走和平，却还是要为和平呼吁，而不管有没有人听。 　　《敬告中国共产党》（今天早就不会有人用这种语气了）一开始就重申了梁漱溟的一贯原则——“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 　　他说过去拿这句话责望于国民党，今天就要拿这句话责望于共产党。他所要正告共产党的是：“从正面说，就是要容纳异己；从负面说，就是不要用武力。”他郑重请求共产党容许一切异己的存在。“今天中共既在势力上若将领导中国，自己亦声言要来领导中国，同时又始终在以‘联合’‘民主’相号召（未曾宣称一党专政），我就要求作一诤友。类如我说不要再打的话，应该不犯‘反革命’之罪。” 　　他批评当时已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方竟不许中间路线存在，“自由主义者”成了恶名词，主张和平即指为阴谋、反人民，缺乏容纳异己的空气。他希望共产党“千万不要蹈过去国民党的覆辙”。他说：“我坚决反对内战到底！我不能因为那方用戡乱一名词而同意其作战；我一样不能因这方用革命一名词而同意其再打。即令让一步是革命，革命亦不等于除恶。若以旧日‘替天行道’的观念来革命，那是不懂革命理论的。” “我没有张君劢先生那样天性，非要避免暴力革命不可。但我对于中共之滥用武力，却一直是不赞成。” 　　最后他重提旧事，说十年前他曾当面对毛泽东说：“我祝望中国共产党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滥用武力，则于国于党同受其福。”十年前的毛泽东“笑颜以谢，说，感谢你的好意”。他希望十年后的毛泽东也能如此。[12] 　　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因为他不相信武力统一中国之路会走得通，这也是1938年初他在延安和毛泽东彻夜长谈时争辩的焦点。这不是他“一时兴起而提出的”，而是“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现状得出的一个结果”。[13] 　　就在这一天，一个叫胡明树的广西左派青年发表了一首题为《诗赠大仇人梁漱溟先生》的打油诗：“哦，我的梁漱溟先生！你认为自己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吗？”此前几天，2月10日，楼栖在《梁漱溟与蒋经国》一文中写道：“像梁漱溟这样的旧式儒家知识分子……必须经过一场自我改造。”国民党右派分子对他的指责一直没有停过，来自左派的嘲弄、讽刺和批判则是从这时起才骤然升温的，左派们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是他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终极真理，而又深入到骨髓的那种极为固执的自信，是他身上那种坚不可摧的道德自信，天降大任于一身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梁漱溟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是一位出色的读书人，一个弥漫着浩然之气的儒者，而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在传统的讲实力、讲权谋的政治尺度下他可能是蹩脚的。他在政治上的见解或许也算不上什么高明，有时候还有点可笑，如同他的这两封信，不过这些书生之见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的真诚、诚实是一点也不用怀疑的。 　　当然，他并非一点先见之明都没有，一位朋友从香港带来《文汇报》、《华商报》、《群众》等共产党或左翼报刊，其中有左翼作家靳以在《中建》杂志发表的《质梁漱溟》文，从开头骂他“倚老卖老”、“自我陶醉”、“大放厥词”，到最后的“自我欣赏”、“妄自尊大”，[14]整篇短文充满了火药味。但梁漱溟并未生气，3月10日，他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其中说： 　　我知道共产党有排他性。你们尽管排斥我，而我心中却无所谓敌人。我与任何方面不取敌对态度。过去国民党与我作对，我到不能与他硬来时，只有让他一下。——我知道他必不会久。今天我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所以就预先决定三年内只发言不行动，只是个人不在组织。并在发表最近几篇言论之前，特于一月六日把此意写信告知毛泽东、周恩来两位。 　　也是在这封信中，他重申了“不要在人格上轻于怀疑人家”、“不要在识见上过于相信自己”的一贯观点，认为这是“合作”的前提。他表示自己从没有高兴积极过，也没有厌倦消极过，而是极有耐烦地为大局努力工作。“你们不要看我是过时的人物，其实我的时运还在后头。如其不信，十年之内自有事实证明。” [15] 　　此刻，梁漱溟的立场让他亲自参与创建的民盟也难以容忍，尽管他早已提出退盟要求，但在3月19日下午北京饭店举行的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常会上，柳亚子还是“提议开除梁漱溟”，与会的有沈钧儒、章伯钧、千家驹、潘光旦等十多人，最后“决议由秘书处撰文申斥，并声明断绝关系”，对此柳亚子只是认为“差强人意”。[16] 　　5月，勉仁文学院院刊发表梁漱溟在前一年写的《勉仁文学院创办缘起及旨趣》，其中袒露了自己传承中国文化的责任感、使命感。同月，他写下《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长文，对发生在1946年的一段往事向共产党表示歉疚。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政协代表、第三方面的重要人物，梁漱溟一直在为和平奔走努力。那年10月下旬，国共和谈的破裂已进入倒计时，他和其他第三方面代表无不忧心忡忡，在和谈大门即将关闭、全面内战迫在眉睫之际，情急之下，他们未向国共两方代表征求意见就自行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当时国民党军正攻下张家口、安东等重要城市，占了便宜），内容包括就地停战，暂时维持现状等。但在规定共产党军队驻地的同时，没有对国民党军队驻地同样予以规定；此外，由国民党政府派交通警察（实际上是戴笠的忠义救国军改编）接收了原属共方的20县，也是中共绝对无法接受的。这个折衷方案分送国民党政府、中共及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周恩来见了声泪俱下，认为第三方面失信（曾口头有约“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和国民党一同压迫他们。梁漱溟等仓皇将另外两份原件收回，周恩来“方才收泪息怒”。但梁表示自己对共方并无恶意。“究竟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至今我仍不大清楚。因为周先生愤激之余，说话语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事后再见面，亦未追问其所以然。”尽管如此，他最后仍真诚地表示：“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南京了。” [17] 　　这一插曲使梁漱溟下决心告别十年现实政治的生涯，重新回到文化研究当中去。 　 　 “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 　 　　6月，梁漱溟完成了《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断续花了九年工夫，是他继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后又一部重要著作。他可以暂时松一口气，休息一下。重庆北碚北温泉附近有一座缙云山，山顶上有个缙云寺。当年夏天，勉仁文学院一放暑假，他就和谢无量夫妇及勉仁文学院的两个同事上山“闭关习静”，住在缙云寺附近的民居中。 　　从8月4日到9月11日，他闭关的一个多月留下了一本日记。其时，南京、上海都已解放，“北平”即将改回“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整个古老的大陆正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变动，南方许多地方硝烟未熄，国民党残余力量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作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梁漱溟毕生的追求都和整个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所以即使在闭关静修之时，他的内心也不平静，对山下、对外界尤其是局势的变化，他始终未能忘怀，可以说无时不在关心——8月5日，“报载长沙局部和平讯”。 8月18日，“闻福州撤守”。8月28日，“闻兰州撤守”。9月6日，“闻昆明有变，空运已停”。9日，“午后天晴。滇事似缓和”。这些政局、军事的变化一一载入了他简短的日记中。 　　尽管梁漱溟知道“必要从世俗生命所具之一种贪迷奔逐之势中超脱出来”，才能修成“佛法”，如他8月12日的日记所说：“每日一心不免二用，去道最远，平素未尝不自知，而以此今日修道感觉最深切。” 但真要超脱又谈何容易，他说：“平常余每因极细小不成问题之事而不能入寐。” 　　他感叹自己的“迟钝”，实际上是“放不下”。“因对世事放不下，修持自难得力。然细思所谓放下，只能是放平，而不可能是放弃不管。放平是佛法，放弃非佛法，不独于悲心不合，亦于大手印之不作分别取舍不合也。……佛法在此，世法亦在此。”短短一个月中，他虽居山顶，人员、书信、电话的往来都非常频繁，他常感到学佛的“功课受妨碍”。 　　8月5日，他给卢作孚弟弟、北碚实验区区长卢子英写信。7日有人来山，他写了“答仲华信”。10日，儿子送来郭垒等五信件，当即作复。13日，“为张德钧事答周通旦信”。15日，“吴汉骥来。吴雨僧不就白沙院长，改推熊东明，作书促驾”。16日，“得张东荪一信。”17日，勉仁中学教师、职员王勤庄等来山，他已和路明书店签订了出版《中国文化要义》的契约，收到此书十三、十四章的校样。他写信给勉仁文学院的同事李源澄、侯子温。18日，“中学送药来，即以十三、四章校正本付出，并写致朱绍云信，言罗崇高事”。 19日，“致郭垒转吴一信。亚三、子温来信，并送来调饮料之石炭等物，当即答复。又张德钧来信亦复之。功课颇受杂事妨碍”。 20日，“早课后与美国使馆人谈话，此子英昨日来电话所约者，大抵问过去民盟事。朝杰、伏园回来山，事已有成。……陈玉诚有长信”。 21日，“此李东生有电话来。子英来山晤谈。谢炎持孙信来见，即介与子英见面。亚三来信不肯上山，当复之。功课受妨碍”。 22日，“写邓少琴、江东之、马秋帆各信”。 24日，“早课后侯子温来山商决院校各事。唐舜尧、罗崇高、于长茂等同来见。写致吕宗衡信。谷锡五自香港来信，顾孟馀深盼与我一谈。复以不愿走动”。25日，“复张东荪一信，托谷转寄。……写宋乐颜信。收朝杰信”。又写信感谢查济民为勉仁中学捐款。26日，“早课后亚三来山商决学院农场各事件。写邓子琴信。柴东生来信复之”。27日，“亚三走后忽忆及农场新计划未见朝杰参加为怪，即写信问亚三，并写信给朝杰”。28日，“早课后颂天、玉诚来山。对颂天谈中学及农场事。写周太玄转表老一信，托作孚带港；嗣闻作孚已走。得梁仲华一信，复之”。 29日，“颂天派人送十四章稿来”。30日，“写徐树人一信”，他发现“寺前桂花盛开”。31日，“收路明书店信，复之”。 　　9月1日，“子英电话仍不能上山，改约星期日。俗人生活不出二种：一是赶日子——赶忙不及；一是遣日子——消遣无聊。……万、王二先生来山”。2日，“夜十时后已睡矣，忽子英电告重庆大火，灾情极重，求禳灾，盖当正午时燥热，随即起风，火以风助而大也”。 3日，“子英又电告火灾惨状，将率属赴渝救济。写雷人百、文德阳各信问平安。赵、胡来山，功课颇缺”。4日，“子英电话不复上山”。5日，“于长茂来山报告农场事。复亚三、子温信。又写一信致徐女仑，嘱探雷人百家平安否。路明书店寄广告来”。7日，“以下山日期函告子英，并转托致作孚一信（附第十四章稿）。又函告培宽得空来山，商移居事”。9日，“得艮庸信复之。培英来山。得十力先生信。又内人得陈女士信，借悉武汉北平统制思想之一般”。10日，“姚鸣山来辞行，将北归也”。 　　通过这些不厌其烦的、琐碎的记录，我们不难看出，即便住在山顶上学佛，他与世俗的联系几乎也无一日中断过。在他交往的人中既有张东荪、顾孟馀、孙伏园、卢作孚、张澜、熊十力等著名人物，更多的是普通的同事、朋友、晚辈等，或为国事，或为勉仁文学院、勉仁中学的校事，或为所属农场及其他种种世事，这一切他一概都“放不下”。难怪他总是要做梦，他在日记中不断地记下自己的梦。 　　8月9日，“夜来梦中行业几乎杀盗淫皆有表露，无始习气深如此”。 10日，“夜来梦中不免名利恭敬之念，及苟免自全之心”。14日，“夜间几无时无梦，心不能闲之病极大；人以为我入道必易，实则适得其反”。 15日，“夜来仍苦梦多，醒时疲劳，必经一时间疲劳乃除”。16日，“夜来梦似减轻”。17日，“夜来梦境较悠闲，如游西湖或观剧等；然入寐即入梦，总不能廓然无梦”。21日，“夜梦未见减少，头脑未见清爽”。31日，“午睡酣沉，但仍不能无梦耳”。9月6日，“夜梦又似初来时一般，午睡亦浮而不沉”。[18] 　　梁漱溟一个多月的学佛实际上并无所成，9月8日，他在下山前夕的大失眠“宣告上山一月之失败”，实际上他在8月19日的日记中已说得很明白：“自皈依上师之日即先曾自己审查一番：一切法中佛法最胜，我岂有疑，然从人类文化发展说，当前需要则在中国文化，而非佛法之时机。同时我于当前中国建国问题及世界文化转变问题，自觉有其责任，更无第二人代得，在我心中亦可说除此事更无事在，所为皈依者，自感慧力不足。” [19] 　　“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 　　1949年11月，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由成都路明书店出版。在10月所写的自序中，他说这本书主要是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见解，而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作”，“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是他始终追求的理想。他对自己的定位只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20] 他在这本著作中清楚地梳理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就中国民主何以难产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强调了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他概括指出中国民族性当中自私自利、勤俭、爱讲礼貌、和平文弱、知足自得、守旧、马虎、坚忍及残忍、韧性及弹性、圆熟老到等十个特点，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的政治见解实际上都是由他的文化价值观派生出来的。 　　同月，龙山书局出版《梁漱溟先生近年言论集》，收入他在1941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政见性论述文章23篇，其中包括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过去和谈中我负疚之一事》一文。 　　直到这时，包括成都、重庆在内的西南残山剩水依然属于国民党的势力范围，是军统、中统等特务组织横行的天下，重庆《大公报》已于9月17日被国民党当局以“改组”的名义窃夺，但梁漱溟并没有因为尖锐批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遭到什么意外或干扰，民间出版社照样出版他的著作，效率之高，足以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感叹不已。 　　12月中旬，梁漱溟到重庆鲜特生家，和青年裴治钅容 住在一屋。裴是中共地下党中专做国民党中上层将领策反工作的，久闻梁的大名，对他非常尊敬。一天，裴拿着毛泽东新作的那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读给他听，当读到“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时，他连连摇头，说：“错了！错了！”并说：“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的。偏激与惰后都不行。唯有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必将统治世界。而真正统一中国的方法也只能是适应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的中和。”并引述了《孙子兵法》中“穷寇莫追”的论点，说明“追穷寇”的错误。[21] 　　值得一提的是，梁漱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中国。“虽有人来请我去香港，但我主意已定，不论国共两党胜负如何，我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自问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出过力的炎黄子孙，有什么理由跑到香港去呢？”[22] 　　1949年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结束，年末，梁漱溟所居住的重庆也不可抗拒地迎来了解放。在毛泽东、周恩来的盛情邀请下，1950年1月，他终于离开生活了三年的重庆，到达北京。他想远离政治中心，仅仅做一个著书立说的观察者生涯结束了。其实，从大局未定之时所写的那些文章来看，梁漱溟基本上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在《敬告中国共产党》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再恳切地说两句要审慎的话：第一我要说，如果用武力打下去，我不否认有在一年内外统一全中国之可能。但到那时却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虽然中共在主观亦许无意于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其事实结果则必致如此。武力与民主，其性不相容；武力统一之下，不会有民主的。第二我更进一层说，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像布尔什维克之在苏联那样，我并不不欢迎——我欢迎。不过我担保不会稳定，即统一必不久。[23] 　　由此不难判断，梁漱溟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主要是统一稳定，民主不民主倒在其次。因此一旦武力能够实现苏联那样的统一与稳定，他对共产党就心悦诚服，他对新政权的拥护也是发自内心的。或许梁漱溟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40年代为民主奔走只是为了谋求国家的统一与稳定而已，这也是当年他和民盟其他领袖最大的分歧之一。这一点，他在给张澜和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中都坦白地指出了。当他目睹共产党用武力完成了大一统的事业，他曾在1951年写给林伯渠的信中说过：“今后政治上将一切听从中共领导，并且听从中共朋友对我个人的安排。”[24]从此，他的文化救世论也彻底幻灭了。 　　1953年，毛泽东指控梁漱溟“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事实证明，他“不问政治”确是假的，不过他“不想做官”却是真的。终其一生，梁漱溟都只是徘徊在动静之间的一介书生，属于那种傻气十足，不为功名利禄所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读书人。由于他对自己的理想、见解异乎寻常地自信和执着，身上自有一股儒者的浩然之气，所以有时候看起来他是那样地不合时宜，1949年如此，1953年又何尝不是如此。 　　[1][4][5][6][7][8][10][11][12][15][17][23]《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970、786—789、971、790—795、796、971、800、800—801、803—807、809—810、830、805—806页。 　　[2][3][18][19][24]《梁漱溟全集》第8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74、76、422—428、424、77页。 　　[9][13][2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88年版，107、109、110页。 　　[14]《批评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版，54—56页。 　　[16]《柳亚子文集 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340页。 　　[20]《梁漱溟全集》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6页。 　　[21]于东：《梁漱溟异议“追穷寇”》，1989年3月21日《团结报》。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 　 　　宋云彬(1897—1979)，著名文史学者、杂文家、民主人士，浙江海宁人。1924年加入过中共，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编纂股长，“四一二”事变后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兼国民政府劳动部秘书，“七一五”事变后遭到通缉。30年代任开明书店编辑，主持编辑校订大型辞书《辞通》，主编过《中学生》杂志。抗战期间在桂林参与创办文化供应社，编辑《野草》杂志。抗战胜利后到重庆主编民盟刊物《民主生活》。1949年到北京，参加教科书编审工作。1952年回浙江任文联主席，省文史馆馆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著有《明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近百年史》、《玄武门之变》等，参与《二十四史》校点。 　　“此行合有新收获，顽钝如余只自羞。”这是宋云彬在“知北游”船上写下的诗句。1949年春天，他应邀北上时确曾满怀兴奋与向往，对新秩序、新变化表示出了衷心的支持拥护，因此他才会写信给老朋友柳亚子，担心其“牢骚”会被敌对的美国或蒋介石所利用，作为攻击中共的口实。4月21日，尚未成立的新政权派出40多名代表出席巴黎和平大会，而法国政府限制代表入境人数（每国只准5名代表入境），他主张发电抗议。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了自我，对当时身历的变化、所见所闻他都保留了个人的看法，在他没有打算公诸于世的日记中不时地流露出内心的轨迹，书生的本色。5月4日，《人民日报》推出“五四”纪念特刊，他也应约发表了一篇短文，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自嘲，“无非说些知识分子应与工农结合云云，亦八股也”。[1]虽然他奉命成为1949年后第一批中小学课本的重要编撰者，他内心却不认同同事中有人热衷于“人民八股”。 　 　 “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 　 　　宋云彬到北平，“原无久留之意”，所以他将9月之前的日记只是称为“北游日记”（9月以后才改称北京日记）。3月30日，他写信劝家人不要北行，“盖余感觉北平非久居之地，上海解放已不在远……甚望能及时南下”。[2] 　　然而，在他到达北平一个多月后，中共方面于4月8日决定要组织一个“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他是主要成员之一。15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他是国文组的召集人，南归之念就变得奢侈了。5月5日，叶圣陶对他说：“教科书编审工作难做好，在此生活不习惯，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余亦早作此打算，圣陶可谓同志矣。”[3] 　　6月4日，“圣陶与彬然闲谈，意欲南返，而又未便摆脱此间工作，颇感踌蹰。余与圣陶有同感，彬然则意兴正浓也”。[4]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同舟北上的老朋友傅彬然已渐行渐远，和叶圣陶、郑振铎则相知依旧，6月10日，他们几人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积闷尽抒”。[5] 　　6月14日，他特地约了代表共产党参加教科书编审的胡绳喝酒。“告以今后计划，拟将家眷安顿在上海，余亦不长居北平，如有某种教科书需余编辑，则商定目录后在上海编写。归来与圣陶谈，圣陶之计划亦如是，但不知能实现否耳。”同一天，他在日记中说：“迩来情绪不佳，一念在港之妻女，一憎友朋多无聊，而剑行、伯宁之工作问题一时不得解决，亦令人闷闷也。”[6]对熟悉或不熟悉的知识分子当中，一下子变得“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他非常反感，所以他才会对叶圣陶“上海解放后，必须南返”感到如此心气相通。 　　一度想脱离党派活动 　　宋云彬抵达北平不久，就在日记中多次流露心迹，想退出民盟、救国会这些民主党派。他在4月5日日记说：“余于抗战时及旧政协前后，颇作党派活动，今则无此雅兴矣。盖以前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不得不凭借党派作活动，今革命已将大功告成，此后建设事业须脚踏实地，空头宣传无用，余当脱离民盟，专心致志，为人民政府编纂中学教本，庶几不背‘为人民服务’之原则也。”[7]（后来他在7月18日写信告诉外地的民盟朋友，“今后之民盟实与中共分工而非分派”，[8]这个见解是深刻的。）4月7日下午，他参加了在柳亚子房间举行的民盟小组会，小组有五六人，组长是位山西名人，“观其谈吐，亦一革命八股家也”，因为其自称在辅仁大学教唯物辩证法，他就问陈援庵先生的近况，此人竟瞠目不知所对，他解释说“即陈垣先生，辅仁大学校长也”。对方答“喔，不很熟悉，此人盖老顽固也”。他问：“君知陈先生有何著作否？”则连连摇头说：“怕不见得有吧？”[9]这个山西人1905年５月出生，万荣县人，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初留学德国，先后入柏林大学德语学院、哥廷根大学、费莱堡大学学习。1933年10月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公开身份为山西大学讲师，后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与傅作义是老相识，因此1948年被派到北平进行革命活动，公开身份是华北学院教授、政治系主任，主要是做傅作义的工作。这位老资格的革命者，在宋云彬眼里却评价不高。 　　当天，他对叶圣陶说：“将摆脱一切党派关系，实则余只与民盟及所谓救国会有联系耳，曰一切者夸辞也。圣陶大表同意。”[10]3月18日，救国会开会，他即“借辞请假不去”。[11]5月25日，救国会召开临时会，他也是“辞以病，未出席”。[12] 　　代表提名：由不在意到很在意 　　6月8日，他出席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政协筹备开会，救国会有7个代表名额，李章达对外代表救国会是当然代表，但远在香港，不能赶回来参加，须另外派人代他出席，作为“代表之代表”。邓初民说可以请宋云彬代表，他“不表同意”，散会后，在邓的房间内小坐片刻时，他还对邓说：“今后如讨论政协代表，万勿提及余名。”这是救国会第一次开会讨论推举政协代表的事。“同志间颇能互相谦让，独曹孟君争之最力。张志让今晚亦出席，一听到谈判政协代表，不终会而去。”[13]宋云彬最初对代表名额也未在意。6月21日他遇到沈钧儒，说要提名他为新政协会议代表，并以函告上海方面的救国会同人，当无问题。并说：“我觉得你应该由救国会提名的。”[14]他没有表示内心的想法。但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为了新政协会议代表的事，几乎每次开会他都要出席，代表名单成了他这一时期最为关心的事之一。 　　6月27日，救国会例会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正开会时，衡老接到上海来电，王造时等发言，请缓提新政协代表名单。衡老将电文向大家报告后，谓此系王造时所鼓动者。”[15]6月28日宋云彬写信给沈钧儒说，上海昨晚的来电颇引起自己的疑虑，认为是沈已将拟议的代表名单抄寄上海，引起他们的不满，王造时和他素不相识，见到“宋云彬”之名一定很诧异。他说：“衡老既已将余名提出，希望不因上海方面之不满而重行圈去。末复说明，此间同人如叶圣陶、周建人均已确定被提名为新政协代表，此外必有二三人从别方面提出者，余倘不能出席新政协，殊为难堪，恐将影响及于工作情绪也。”[16]从此很长一段时间，他就一直为这代表名额的事困扰，时时关注，生怕被人从名单中去除。7月4日，救国会例会商讨新政协提名问题，沈钧儒说名单已交给中共统战部的齐燕铭斟酌，虽然分配给救国会的名额只有十人，候补二人，但名单共列了十四人，预备另外二人从别的方面产生，“以显示救国会人才之众多”。史良说今天出席的人“大都皆在名单之内”，又说“如宋先生等早已安排定当矣”。[17]7月11日救国会例会，沈钧儒报告拟定提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共十二人，后二人是候补，宋云彬名列第八名。[18] 　　尘缘未尽，心态种种 　　7月18日救国会例会，仍然是讨论新政协代表提名问题。“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中，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弛，向衡老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庞荩青则在听了沈报告名单后“大发牢骚”，他认为自己代表北方救国会，竟不得提名，“殊不公平”。沈钧儒给庞讲了个故事，全国妇代会时，有关部门为刘清扬作了布置，选举委员她可得百票以上，她不知其事，擅自向代表们拉票，选举结果她得到一百数十票，在被选委员中名次很高，到了复选，团支部把提前布置的百票全部抽走，结果她只剩下数十票，降为候补委员。他讲这个故事，言外之意就是名单必须经领导部门同意，“而代表亦非运动争取可得”，庞“恐未能了解也”。宋云彬在日记中不无幸灾乐祸地写道：“此公好名不亚于余，然自知之明则不逮余远甚矣。”回来，他与叶对饮红玫瑰酒，说起开会时的情形，“相与大笑”。[19]他之所以能笑，而庞只能落得“面红耳赤，意殊不平”，而王造时——救国会的缔造者，声名显赫的“七君子”之一，曾在抗日的论坛上发出狮子吼，结果连得一政协代表名额都成了笑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人品端正的宋云彬在这里竟也露出了文人沾沾自喜的一面，不亦悲乎！ 　　当然，他也忠实地记录了历史，提名代表不独救国会如此。7月7日，谢觉哉日记“复周谷城信。周来信盼得选为政协代表，复信已将其材料转筹备会”（1291，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7月17日，同样是沈钧儒主持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筹备会上，通过了参加政协的代表名单，连候补共十七人。不过，“代表名单并非开会时公共提名商讨，乃经常务委员在会外与统战部协商定妥，由主席将名单宣读，众无异议，即作为通过矣”。[20]只是社科界没有人像王造时、庞荩青这样提出异议罢了。 　　7月19日，连日忙于筹备教代会的傅彬然对叶圣陶说，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宋云彬也列名在内，如果宋能在救国会提出，那么开会时，他们教科书编委会将有五人出席。[21]7月20日，胡愈之告诉宋云彬，昨天民盟开会所提的政协代表名单中有胡本人，这样，救国会又可多提出一人。[22]7月21日，有人告诉宋云彬，沈钧儒已将正式的新政协代表名单交给齐燕铭，尘埃并未落定，他内心依然忐忑不安。“救国会之名单何以迟至今日尚未提出（新政协筹备会请各党派于本月15日前提出名单），又何谓非正式名单，令人不解，然亦不便追问也。”[23] 　　“深恐有人先我得鹿” 　　7月25日的救国会例会上，沈钧儒作报告，讲了三件事。一是最近民盟开会公开批评罗隆基。“楚图南发言最多，罗除一二事不服外，余均接受，态度尚好。” 二是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饭店看望张澜，请他为民盟努力。张澜、罗隆基、史良等不久前6月23日才从上海到北平。三是“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与衡老二十年交谊，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王造时的哀恳不难理解。抗战前夕他和沈钧儒等曾一同为抗日入狱，轰动中外。 　　然后，沈钧儒又将救国会拟提出的政协代表名单读了一遍：李章达、沙千里、沈志远、千家驹、萨空了、曹孟君、闵刚侯、方与严、宋云彬、刘思慕、孙晓村、张曼筠，最后二人为候补。宋云彬从第八改为第九名，他在日记中说“余名列第九，亦可笑也”。晚上他回到住所，叶圣陶出席教代会回来，出示教代会所提政协代表名单，竟没有傅彬然，他大为诧异。当晚有人在救国会开会时还问过他，傅能否从教代会产生，他说可能。等沈钧儒读名单，方与严不从教代会产生，列入救国会名单，教代会方面减少一个竞争者，他觉得傅更无问题。“孰知事出意外，有如是者？”一介书生对此感到大惑不解。[24]8月1日本来应该是救国会例会，他到下午还没有接到通知，就打电话去问，才知沈钧儒另有要事，例会停开。“余对于救国会例会向少出席，自被提名新政协代表，每会必到，深恐有人先我得鹿，或被排挤出去。今日例会停开，不能聆听衡老报告，未知名单已否提交新政协筹备会，所提人名有无更动，念念不能忘，甚矣余之热中也。庄生朝受命而夕饮冰，良有以哉。”[25]8月11日，宋云彬与胡愈之通电话。“知救国会之新政协代表名单至今尚未提出，因统战部屡向衡老表示，不妨慢慢提出也。看来统战部还想安排一些人进来，我的大名恐终被挤出耳。近来想法又有点不同，觉得做不做新政协代表也无所谓。难道我真正进步了吗？”[26]8月15日，他去北京饭店出席救国会例会。“有人问衡老新政协代表已未确定，衡老谓已全部确定，二十五日将开筹备会，下月十日正式开会云。救国会所提名单是否依照前次决议，不得而知，亦未便问衡老，恐为人窃笑也。”可见他还是很在意，而不是“无所谓”。8月17日，在中南海任事的熟人高祖文和他一起在叶圣陶家喝酒时，告诉他已见到新政协代表名单，其中有他，他在日记中有一种石头落地的感觉。“然则救国会名单确已提交筹备会矣。”[27]8月22日，救国会有例会。“衡老报告，谓此次各方所提政协代表必须能来平报到出席者，否则应另易他人；刘思慕已有信来，不能出席，拟将孙晓村递补为正式代表，而另推一候补代表。经愈之等推出秦柳方、李庾、陆诒、庞荩青四人，由衡老决定之。”[28] 　　为八股式发言抱愧 　　8月29日的救国会例会，难得的一次未在日记中涉及代表名额问题。9月3日，宋云彬终于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一天他收到了新政协筹备会的三件来函，一是代表名单，二是通知去北京饭店摄影，代表证上需要半身照片，三是通知本月6日到北京饭店办理报到手续。9月5日本是救国会例会的时间，他没有接到通知，估计已停开。6日晚他在报到时领到了纪念章一枚，7日上午他遇到昔日同舟北上的徐铸成、赵超构、王芸生、金仲华等，他们都从上海专程来参加新政协。18日，“各单位代表名次，统战部极为重视，闻事前曾再三斟酌，郑重商讨，然救国会所提名单，以余列第九名，方与严等皆在前，非所谓卢前王后邪”。[29]17日下午，救国会的政协代表在北京饭店集议，萨空了报告联络情况，沙千里将以首席代表资格发言，推宋云彬起草发言词，“情难却，允之”。19日，他花了一整天时间认真起草救国会代表的发言词，共二千字。晚上在沈钧儒家讨论。“沈体兰报告，此次各单位首席代表发言，只限于对三个文件（政协组织法、政府组织法及共同纲领）提出意见，因之余所拟之发言稿完全无用。”他提出由刘思慕重新起草，大家都赞同。大约也是这天，他获知救国会不久将宣告解散，已推定胡愈之、史良等筹备一切，包括起草解散宣言及编印有关救国会之历史文件等。[30]第二天，他又到北京饭店和刘思慕等商讨起草发言稿。 　　9月24日，沙千里代表救国会在政协会上发言。“救国会之发言稿，本无精彩，开头又经沈志远加上一段‘人民八股’，更觉无聊。余以救国会代表名义出席政协，听了沙千里把这篇发言稿在台上念，觉得惭愧之至。”[31]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在经过十四年的风雨历程后发表结束宣言，正式宣布解散。 　 　 “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 　 　　开不完的座谈会、晚会、学习会让宋云彬感到难以招架，自3月18日抵达北平以来，各种各样的会几乎无一日断过，有时一日数会，乃至同时有几个会，只好赶场子。比如4月6日下午两时新闻界人士在六国饭店开座谈会，他被邀出席。三时，文艺界在北京饭店有招待会。所以，他在前一个会只坐了30分种，又匆匆去赶第二个会。还有就是“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4月10日下午，他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32]所以4月17日教育座谈会第二次开会，他就不去出席，表示对“此种集会绝不感兴趣”。[33]5月17日晚，参加一个关于教科书的座谈会后，他认为“除圣陶有较深刻之见解外，余人均尚空谈，可谓白费时间”。[34]8月13日又有教育座谈会，他不去出席。能躲的就躲，这是他当时的大致态度。 　　3月21日，宋云彬参加一个二百多人的座谈会，其实只是李维汉（罗迈）作报告，“报告甚长，历三小时始毕”。[35]5月5日是马克思纪念日，下午三时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作报告，由文管会以座谈会名义邀请文化界人士出席，他在日记中感叹：“到者二百余人，欲‘座谈’何可得也？周报告甚长，主要在阐明新民主主义真义及共产党政策。然对文化界人士报告，有些浅近的道理大可‘一笔带过’，而彼乃反复陈说，便觉辞费矣。”到六点半宣布中间休息时，他和叶圣陶就“乘机脱身”，看戏去了。[36]但是有时候想“脱身”而不得，5月10日，他在中山公园露天音乐堂听董必武的报告，有三四千听众，中间休息时，他想提前离开，“至门口为警卫所阻，谓不能出去”。后来下雨，“幸不久即止，否则淋漓尽致矣”。[37]5月11日又有晚会，他们讨论董必武的报告。“时髦术语，称为‘学习报告’。会中提及所谓‘学习’问题，推彬然等拟计划。余表示吾人应不断学习，匪自今始。唯物辩证法等亦当涉猎，且时时研究，但如被指定读某书，限期读完，提出报告，则无此雅兴也。”第二天晚上他和叶圣陶对酌时，“谈小资产阶级”，表示“近来对于满脸进步相，开口改造，闭口学习者，颇为反感。将来当撰一文，专谈知识分子，择一适当刊物发表”。[38]几天后（5月15日），他从天津参加开明书店分店的开张仪式回北平时，在火车上吟成《自嘲》诗一首，其中就有“避席畏闻谈学习，出门怕见扭秧歌”之句。[39]不过话虽如此，9月1日他在送儿子宋剑行去东北前夕，仍是“切嘱今后当多看新出版书报，庶几思想日有进步，认识不致错误”。[40]6月9日，他出席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沈志远报告时说“学协”可能要改名“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周扬、齐燕铭都有所暗示。6月22日，他出席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会。“学协受某方暗示，似非改换名称，重新组织不可。李鹤鸣[李达]、侯外庐、沈志远等似颇不平。鹤鸣谓我们应开一名单给他们看看，愤懑之情见于辞色矣。”当晚，他从叶圣陶那里得知，已接新政协筹备会通知，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发起召集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然则今日学协之会诚多此一举矣”。[41]几天后（25日），他作为史学方面的13人之一参加了成立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座谈会，与会者共57人，名单都是“经周恩来详细拟定，列名单前后皆费一番推敲云”。周作报告，然后多人发言。“沈志远竟明言此会之召集，主要目的在产生新政协代表云云，颇失态。侯外庐则以泛滥无归之言词，历述学术工作者协会之工作成绩，亦近孟浪。”[42]7月17日，他出席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沈钧儒任主席。“发言者有陶孟和等，大抵皆空泛，尤以樊弘为最冗长而最不得体，听者必多反感也。”[43]一方面宋云彬对那么多的会感到疲倦，一方面这又是一种“待遇”，没能参加，又会感到失落。3月29日，他和徐铸成、王芸生、傅彬然等同游天坛，回音壁被封闭，未能入内参观。“出来时未循原路，误入禁地，遭军士检查。” 傅彬然告诉军士，他们是民主人士，并拿出六国饭店的小木牌给军士看，“窘状可掬也”。接着，他们又到别处去玩耍，又是听大鼓，又是打弹子，吃面食，喝白酒，等回到饭店，才知叶圣陶被接到某处出席座谈会没回来。“此一座谈会余与圣陶、彬然同被邀请，但时间屡次更改，本已定今日午后五时许，复接电话，谓又改期，故余与彬然往游天坛，初不料至五时许果派车来接圣陶去矣。”[44] 　　何必多此一举的“一举” 　　4月21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有报告，招待处的李女士来请叶圣陶。“圣陶以疲倦不出，叶师母愿偕柳太太一起去。余问李女士，余等是否亦被邀，因余不在房间内，恐招待处无法通知也。李女士去后复来，谓招待处已决定请宋先生去，余婉辞拒之。”[45]8月21日宋云彬在日记中说：“金灿然扬言胡乔木将于傍晚来本会，与同人商讨《论人民民主专政》（曰商讨者客气话，实则领导同人学习也），彬然及时赶到，但待至八时尚无踪影，亦无电话来，何轻诺寡信如是耶！”[46]他听叶蠖生谈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组织中事，由一句“惜不便详记耳”可知，连私秘性最强的日记都不便记，当不会无足轻重。 　　此外，不愉快的事还有许多。4月19日晚，宋云彬与叶圣陶作了一次长谈，兴致很好，回来还想与傅彬然谈。“彬然忽谓招待处李女士携表四份来，请各人填写学历，家庭状况及将来志愿等等，李女士说此系照例手续，不必请各人自己填写，可请傅先生代他们三位一填（三位指圣陶伉俪及余），所以我已经替你和圣陶、圣陶夫人都填了。余闻言大不快。余等此来，先有周恩来电邀，复经香港中共人士催请，到平已匝月，彼等岂不知余等之情况，而尚须加以调查、研究乎？李女士明知此时欲余等填表，可能引起反感，故不直接送与圣陶，而请彬然代填。既知此种措施能引人起反感，又何必多此一举？” 　　第二天早晨他起得特别早。“以此事告之圣陶，圣陶亦有同感。”他表示要到招待处将傅彬然代填的表格拿回来，看看内容如何，叶圣陶也同意。接着，他就去招待处向吴良琦索取，吴的表情很尴尬，支吾一番后，将三份表格交给他。“彬然知其事，大不谓然，谓余有意使招待处人难过，不合民主作风。余为详述彼等此种措施之不当，然彬然不悟也。”在作了些修改后，他还是原表还了回去，并在当天的日记详细记下了这件事。4月21日晨间，宋云彬与叶圣陶“谈及昨晨与彬然吵嘴事”，圣陶认为“彬然认为中共人士凡事皆无错误，亦一偏见”。[47] 　 　 书生本色，直言不讳 　 　　当时应邀北上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兴奋状态，即有困惑也是浅浅的。4月15日，赵超构和金仲华打赌，前者说大军将于10天内渡江，后者认为没这么快。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赵超构“大得意”，因为他赌胜了金仲华。[48]4月24日，大军已下南京，金仲华赌输了，请宋云彬、叶圣陶、萨空了、傅彬然、刘尊棋等吃了一顿，多数是“知北游”的同行者。街头的宣传车、秧歌队，胜利的喜悦感染着这些曾经沧海的知识分子，少有想得更远的。 　　8月22日，宋云彬与昔日同舟北上的陈叔通谈了半小时，陈几天前从上海北来，曾与毛泽东作过六小时的长谈。“彼告毛氏，目前各方皆呈‘脱节’现象，非经长期努力不能克服，而最主要者为发展生产。发展生产亦非空话所能做到，除土改外，政府必须帮助农民凿井开沟渠，以利灌溉，必须广设大规模之肥料厂，供给农民肥料。必待生产发展，农民生活程度普遍提高，然后谈得上‘城乡交流’也。”陈叔通还说：“联合政府即将成立，而人才殊感缺乏，不仅各民主党派中少人才，即中共干部，亦刻苦耐劳有余，学问经验不足也。”对此，宋云彬的评价是“叔老人极通达，所言切中时弊，然对于中苏关系不能了然，他日有机会当为详细解说之”。 [49]实际上，一介书生的宋云彬对中苏关系也未必有很深的了解。对政治他终究是外行，应邀北上，只是“客人”，他的好友叶圣陶对此有极为清楚的认识。从6月29日起，他所在的教科书编委会待遇从供给改为薪给，大抵按照北平大学教授的标准，每月可得小米1000多斤（8月5日补发7月份全部薪水，小米1040斤，按每斤88元折算，共91500元。市价每斤一百二三十元），同一时期，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每月可得小米300斤。当时的物价一个西瓜就要千元，理发一次400元，只有西红柿便宜，100元可买很大的六七个。9月2日，他收到《光明日报》送来的稿费，千字1200元，他私下表示“未免太少”。[50] 不过，他在北平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酒每天几乎都要和叶圣陶小酌，值得一提的还有他记下的一些鲜活细节。比如7月10日，他和叶经过一个西瓜摊，他请叶伉俪同吃西瓜，叶说这样吃不雅观，他说反正没有熟人，吃几块何妨。正在立吃之际，忽然有人拍他的肩，说：“吃不得的。”回头一看，原来是郑振铎，“相与大笑”，一同步行回来。[51]9月23日即政协会议期间，他开完会，“邀章元善同返，大吃螃蟹，饮白干甚多，既有醉意，遂大唱昆曲，章君和之。至美亦有醉意。伴送章君至胡同口，沿途大叫‘三轮’，旁若无人。今宵乐哉”。[52]如此举动似乎不像是他的为人风格。30年代在开明书店工作的那些岁月中，宋云彬就已养成了开明人特有的笃实、质朴、稳健作风，也就是脚踏实地、认真勤勉、一丝不苟的“开明风”。积习难改，即使在北平编教科书的日子里，作为一个严谨的文史学者，他对当时读到的书或审读的教材也常有直言不讳的意见，哪怕是对范文澜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或者徐特立这样的元老，乃至茅盾这样的文坛巨匠，仍不脱书生本色，与他为自己能否最终进入政协代表名单而忧心忡忡的心态大相径庭。 　　3月31日，他读了两天前买的郭湛波《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在日记中说：“内容贫乏，叙述失次，当时仅翻目录，以为此书可作写《章太炎评传》参考之用，现在失望矣。” [53]范文澜等编的《中国通史简编》经删改，准备用作高中课本，第一册完成后交给宋审阅。5月18日，他花了一天时间，通读一遍，并加了标点，提出八项意见，说明此书作高中课本，“实在勉强之至”，他认为“此书观点尚正确，而文句多别扭”。[54]7月27日，此书再次删改后交给他最后校阅，他说：“范著叙述无次序，文字亦‘别扭’，再加删节，愈不成话。”对书中可笑的常识错误，他认为“范氏颇读古书，不致有此误会，可知此书实未经范氏细心校阅也”。[55]第二天，他写信给范文澜，将《中国通史简编》“种种错误与缺点告之”。[56] 8月6日他曾收到范文澜回信，到底对方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日记中没有记。 　　7月13日，宋云彬受文供社之托审阅邓初民的《寻找知识的方法》。“看前三章，无论文字内容，均有问题，修改太费事，拟提出意见，仍请邓老自加删改为妥。” [57]8月18日，他读了经权威单位编写的《初中中国近代史》下册稿，在日记中说它“不特辞句不通，且凌乱无次序，原欲稍加修改，用作教本，今若此，只得敬谢不敏矣”。[58] 　　惟语言运用得当才能表达得当 　　8月19日，他审阅新华书店出版的《中等国文》第三册，其中选了中共“五老”之一的两篇文章，他认为“均不知所云，非特文句不通，语意亦不连贯”。[59]他接着发了一通感慨：“近来朋辈中颇有强调所谓思想问题者，以为只要思想搞通，文章写不通也无关重要；又，凡解放区刊布之小册子，不论其文字如何不通，必奉为至宝，大有‘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之慨。最近彬然与朱智贤合辑一书，供师范作教本，所搜集者皆解放区材料（大抵是讲各科教学法的），文句不通，出人意表，而彬然则赞美不置。圣陶曾因此大为不快，颇有辞职不干之意。此类文字，如任其谬种流传，毒害青年将不知伊于胡底。圣陶拟订中学课程标准，其中有一项说明：‘一个词儿用得合适不合适，一个虚字该补上还是该删掉，都是内容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表达内容既然以语言为工具，惟有语言运用的得当，才能表达的得当。’至哉言乎！圣陶殆有为而发欤？” [60]这也显示出这个不懂政治的读书人几分天真可爱之处，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卧室里召见《人民日报》编委，讲了许多问题。“大家谈到有些民主人士，如黄炎培，喜欢写诗，诗又不合平仄，还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的意见是，还要从政治上考虑。人家是歌功颂德，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61] “诗不好也是可以登的”——宋云彬恐怕怎么也想不通吧。 　　8月27日，宋云彬到北大出席国文座谈会，讨论大一国文教学问题时，对于清华所选大一国文目录“颇表不满”。[62]29日，他继续审阅清华所选的“大一国文教材”，认为“茅盾之《托尔斯泰博物馆》，疵谬百出，此种作文，若在□□教刑时代，应责手心数十下矣”。 [63]宋云彬为人处世有慎重的一面，比如他对柳亚子“牢骚”的劝阻，比如6月19日，有人告诉叶圣陶“苏州解放后征粮甚急，其夫人曾被押追”时，叶圣陶写信给周恩来请求进行调查。信稿请宋云彬斟酌，他的意见是 “措辞须极谨慎，不可使对方误会为地主说话也”。[64]7月31日，浙江老家有人来，说起“故乡自解放后，一般商人均感到前途渺茫，尽量享乐，赌风为之大盛。四乡散兵游勇及国民党特务横行骚扰，使城镇上的人不敢下乡”，[65] 他并无什么表示。 　　尽管他小心翼翼、 处世低调，仍免不了时时流露出一个读书人的书生气来。 　　3月26日晚，与张志让、徐铸成去看京剧，他在日记中说演《得意缘》的梁小鸾最近被推为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思想当甚进步，然艺实平平”。[66]7月5日，他看了文代会的曲艺晚会，连阔如是北平曲艺界出席文代会的代表，“然其‘评书’表演殊平平也”。[67]3月27日晚，他参加国民戏院的晚会，主要是欢送巴黎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出国，代表团正副团长郭沫若、马寅初先后致答辞，他的评价是：“郭氏所陈都老生常谈，并无精彩处；马氏则近乎荒唐矣：彼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中国完了，全世界也完了，此何言耶？此老倔强可爱，惜所见不广耳。” [68]4月16日，听了周恩来的报告，他感慨当年在重庆曾家岩听周的报告，“时作悲愤语”，“今则时移势迁，满怀愉快，语调亦转为轻松矣”。 [69]4月21日，他在北京饭店出席文化界拥护巴黎和平大会座谈会，直言“夏康农主席发言多无次序”。[70]8月8日，有人告诉宋云彬，开明书店的老同事周予同等对时局以及他们的工作态度“均不了了”，“予同且常以恶意揣测，谓余等甘受人利用云云。此公头脑恐已无法改造，日后必为新社会所摈弃，余敢作此预言”。 [71]然而，历史的吊诡是仅仅8年后宋云彬自己就成了右派，“为新社会所摈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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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的最后一天，北平已被大军包围，供电从21日起恢复，燕京大学虽照常上课，清华却已停课。杭州暂时还处在平静的浪谷之中，晚上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和二十多个同事开辞岁晚会，谈笑到八点半才散。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童心尚存，竟然乐此不疲。连天的炮火，时代的巨变似乎都在短暂的相聚中被忘却了。其实又何尝能忘，面对即将发生的天地翻覆，这个一心向学、不问政治，以填词教书治学为业的学人，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写道：“和谣仍盛，淮上战讯仍寂静。蒋氏定明日宣言，笑其一生空辛苦，临老遘此，不知更作何言语。”[1] 　　这一天是个阴天，手不释卷的“一代词宗”一天没有看书。1949年元旦中午，天气晴暖，他到栖霞岭下访黄宾虹不遇（这位年近90岁的大画家此时正归隐西湖），信步上了孤山，还在平湖秋月拍了一张照片。其时，夏承焘寓居孤山罗苑的浙大师范学院宿舍，“窗几间可尽外西湖之胜”，虽然每天徜徉在美丽的湖山之间，却也挡不住各种纷至沓来的乱世消息。1月2日午后，他从朋友陈雁迅那里听说了其舅舅被绑架勒索的事。“雁迅舅氏毕业日本明治大学农科，归国后养蜂，屡丧其家赀，此番被勒索一百二十两黄金，尽开出田地园地，一时无人肯买，至今未放回，已耗去谈话话费十余两。每次接洽须一二两，名之曰谈话费。雁迅一妻妹亦被绑未回，近日妇女亦不能免矣。” 他在日记中感慨地说：“乱世而不能散财，真可危惧。乡间抽丁催租之黑暗，足见今政府必有崩溃之日。” 　　陈雁迅还讲到曾是温州收藏文物珍品之冠的谢磊明家，前个月连最后两件收藏（其中包括宋代温州籍哲学家叶适的墓砖）也已失去，这是温州文化界的灾厄。夏承焘回忆起暑假时过其家，请求一睹一方名砚的事。“不谓俄顷灰烬，令人起无常之感，怅惘无已。”又有人从乐清来，告诉他“乐清乡间互相残杀，日必数起”。 　　“微昭昨夕自松江来，谈火车拥挤情况，甚可骇怪。”上车都只能从窗户进去，微昭想进而不得，有两个外国人等候了很久，车上列车员愿以房间相让，劝他们从车窗进去，可他们说本国没有这样的上车法，宁愿不上车。微昭说听他们的语音好像是法国人，而且不是什么上流阶级，只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夏听了，觉得“此事极动人”。“此足见国格，足见教育。中国教育何日能做到此耶？” 　　姚鹓雏对他说：“近日和谣仍盛，而仍无端倪，南京如有变动，则金圆券将成废物，经济恐先军事而崩溃。”[2] 　　在这样动荡的岁月中，他也不可能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唐宋词。1月11日，“校中墙壁消息，谓杜聿明兵团已于十日晨被共军全部歼灭”。[3]16日，“阅报，天津已被共军攻下，北平亦旦夕间事矣”。18日，“过图书馆看报，国府诸公对毛泽东宣言尚在讨论中，北平将单独媾和，共军可兵不血刃得北平”。19日，“昨夜失眠。闻杭州兵到甚多，清华、安定两中学皆被占住。浙大学生为此惶恐，倡议提早于二月一日上课。劝各同学勿回里”。22日，“阅报，蒋已以昨日发文告，离职来杭，昨晚饭于楼外楼，今日返奉化。其一生事业，这番殆为尾声。能摧压百万之师，而不能脱离数群小之包围，历史上所谓英雄，大抵如此。可叹可笑！”[4] 　　其实，这不过是夏承焘的书生之见，他不知道蒋介石人在溪口，却依然牢牢控制着半壁江山的军政大权，李宗仁不过一摆设而已，蒋的“尾声”尚未到来。 　　1月23日，“阅报，蒋昨日离杭返奉化，北平傅作义已局部停战，交出部队矣。不知将来阎、白如何？传林彪部已南下，铁路修至宿州”。[5]24日，“阅报，民盟分子马寅初等数十人，在北方发表宣言，反对和谈，拥护毛泽东八条件”。26日是个阴冷的早晨，已在寒假中，他和妻子乘校车到浙大，他本来是去听严仁赓教授的演讲，由于全体留校学生都去欢迎出狱同学而演讲改期。“因同往杭州监狱，同学参加者六七百人，在风波桥畔监狱门口呼口号，演胜利舞。十一时半，郦伯瑾、李雅卿、陈建新、吴大信、黄世民五人出狱，各同学举之游行，鞭炮声、欢呼声大作。十二时，大队往凤凰山于子三墓，予等返罗苑。夕心叔自城归，谓三时半在官巷口遇大队，阵容仍甚整齐，嗓音皆哑矣。标语：清算战犯，清算四大家族，打破伪和平。” 　　当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陈仪为浙江省主席，他在政治上支持李宗仁，释放政治犯就是他作出的开明姿态，在国民党掌握的杭州发生这样一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陈仪不久后被免职（乃至被暗杀），有人认为与此不无关系，竺可桢日记也曾谈及。 　　1月28日是农历戊子年的除夕，中午夏承焘邀请5个朋友到家里分岁，午后两时半才散席。“谈时事，颇多异闻。”[6]29日即农历己丑年春节，这也是国民党在江南的统治终结前最后一个春节，杭州的气氛表面上却是异常地平静。早上他和妻子及朋友微昭的眷属一起去游岳坟，午后去各同事处答拜年。傍晚，他和微昭从放鹤亭、平湖秋月回来路上，遇到同事郑晓沧，给他看了《正报》的号外。“传和谈不成，李宗仁辞职，由蒋重起指挥战事，扬州共军退出，或江北已有战事。”晚上，他和妻子到艺专去看歌舞大联欢。“浙大、艺专被捕学生皆有演说，反对伪和平。有男女学生六七人，合朗诵新诗，刚毅沉着，甚为激动。”后来遇到熟人才知这首诗是去年夏天经常去他家的一个浙大温州籍同学邵浩然所作，因此要了一份带回家。 　　1月30日，“晴暖如二三月。终日贺客不断，谈时事新闻，多可怪愕，自来新年，无如今年之紧张者。……谷超豪偕陈建新来。建新在狱一年零三月，以二十六日入狱，二十六日出狱，谈狱中情状甚详。谓于子三在校，同学皆呼为好好先生，平时对人甚和气周到，故学生理事会举为主席，谈吐如处子，未尝有激烈言论，其被捕被杀，全出意外”。 　　虽然杭州仍处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位不问政治的老夫子和狱中刚出来的政治犯学生和左倾学生交往，一点也不感到什么恐慌，而是很正常，并详细写入日记。 　　从2月1日起，到4月25日杭州临近解放，大小时事如北平和谈、大军渡江、南京学运，陈仪、任显群去职，以至龙榆生来信、女弟子潘希真订婚，在夏承焘日记中都有所记录。 　　4月25日的日记中说：“昨夜无事。早上校车，本欲与心叔同往希真家，或传时局已紧，公共汽车已断，乃不果往。抵校晤徐规，谓外传温州已易手，宁波兵变，共军将以午后四时来杭。学生公布广播，共军向王店出发，众疑嘉兴已变。微昭自车站来，谓沪杭路仍通。早晤苏步青，谓杭州维持会已成立，吕公望任会长，竺可桢为副。周岩主席允今日撤退部队。张晓峰今日携家离杭，校中同事多未知，学生已有布告讥讽。晓翁谓谢幼伟亦将他去。 学生录某报载陈援庵致友人书，谓见新局，乃知从前读书枉费心力，由天分太低，不能跳出圈子，劝中年人治学勿蹈其故步云云。题作史学家陈垣变了。”[7]就是在这样的紧张大变动中，他也未能忘情于词，和朋友一起欣赏了马一浮的一首蝶恋花新词。他保存下来的1949年日记也到这一天为止。[8] 　　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 　　在1949年江山易手前夕，对一个大学教授而言，面对的最大问题莫过于纸币的不断贬值、物价的不断上涨。“全社会皆在过不下去之情况中过日。”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并在日记中留下了准确生动的历史记录。 　　1月4日，“浙大同事有得共产党传单者，劝各安心职业。传共产党广播决心解放到底。国民党政府宣言皆不称共匪而称共党矣。物价仍日涨，米价已至七百元一石”。[9]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物价连天飞涨，米出八百关，黄金九千余矣”。7日，“里西湖全冰”。第二天照样是严寒。“过大街购一帽，金元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里西湖尽冰”，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六百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0]12日晨，他和妻子坐校车进城，买食物，领米。14日，“夜月甚皎”，“剪发付十三元，前次仅三元”。[11]2月5日，“早与妇乘校车往校，领暂发薪一千三百余元，不足买斗米一银元”。（今日银元值一千三百五十金圆券。）[11] 12日，“校薪发至六月份，今日领六千六百元。内子入城，买得三袁洋，一千四百二三十元一枚，教授生计不及早日女佣矣”。（近日雇女佣，月需三四斗米，乳塭[女]须一石二三斗。）[12]21日，“浙大本定今日发薪，旋以中国银行被周主席征去七亿元工事费，遂无钱贷浙大”。[13]3月8日，“午后内子往校，领三月份五百倍补发薪七万一千八百元。市上银圆已涨至四千余元一枚，浙大同事到处争购，内子无所得而归”。9日，“早入城，以七万元买金二钱五分，入晚每钱涨四五千元”。3月11日，“午后往校领研究费（五百倍）五万八千元，买金一钱五分，银洋二枚，半日为钱财奔走”。3月25日，“物价日涨，袁头银元万金元一枚”。 3月28日，“早与伦清赴校取米七斗，营营半日，小事亦有计较心，徒费精神，后当痛改”。[14]4月7日，“今日领得一千五百倍薪水，共十九万八千元。午后入城购得黄金一钱，十八万五千元，昨日尚仅十一万余也”。[15]9日，“午后为领薪二十万金圆券，往众安桥买银元三枚，奔走甚劳，近三四日金银物价风狂上涨，经济崩溃无法挽回矣”。心叔从之江来，有朋友南开大学来信，“教授每月可领小米千斤，待遇犹在劳工之上，学生公费取消，惟在蒋区者得领临时公费”。[16]10日，“今日发校薪一万倍，予得一百三十二万元，托论清往市购得金戒三钱。抗战以来，公教人员以生活窘苦，皆孳孳向利，大学同事每闻发薪，即打点上市，为数万元市价争先恐后，恶俗不堪”。13日，“今日又发校薪一万倍。声越谓各同事坌集金店，张皇奔走，数张钞票，弄得一班穷酸子六神无主”。[17]22日，“袁头涨至四十余万，今日发薪六十六万，不够二银元”。[18]金银一日数变，连寄信邮费也不断地涨。夏承焘在日记中多次记下了邮票涨价前大量发信的事。2月20日，“明日邮票涨五倍，晚发各友人复信六七封”。[19]3月31日，“早发七函，闻明日邮费又大加矣”。[20]他在3月9日的日记中曾叹息：“社会经济破产到此，当局犹作无用之挣扎，徒苦民耳。”[21]当然，金融危机也不是从1949年才开始的，早在1948年下半年，他的日记中就两次提及，忧心忡忡。 　　读书论学不辍，放言得失无忌 　　物价飞涨，生计维艰，“一代词宗”仍在教书之余读书论学、酬答唱和、作诗填词不辍。他在日记中对郭沫若、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熊十力及“画之大者”黄宾虹等都有无所顾忌的评点，或肯定、赞誉、欣赏，或批评，或提出不同看法。 　　2月27日，他借来郭沫若的《今昔蒲剑》一册，读了其中关于屈原的几篇。“谓屈子自沉于白起伐郢、楚国分崩时，其死是殉国，非殉情。此说最可爱。”[22]3月3日，“午后阅郭沫若《今昔蒲剑》完。其古代社会一篇，据金文考我国古代实有奴隶制时代，以奴隶营农业与征战。极称纣王开辟东南之功，驳胡适说儒，谓高宗谅[门]音三年是哑病，三年之丧，殷代所无，实创于孔子。儒家乃殷走向氏族社会崩溃以后之贵族，以教礼乐为职业者。”[23]（1949年后他对郭沫若的看法也起了变化，1950年10月7日，“上午阅郭沫若屈原研究，甚多创见。囊嫌此君立论多武断，今重读此册，叹为不可及”。[24]）3月4日，他借读了陈寅恪当年一女生的听课笔记后，在日记中写道：“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甚可爱者。”[25]3月17日，他借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集刊第20册。“有陈寅恪之元微之悼亡诗及艳体诗笺证，以当时社会新旧风气解释微之一生婚宦取巧不德之心理，甚为察微。”[26]他在4月份的《国文月刊》发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认为陈寅恪的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并直言“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27]3月10日，“阅钱钟书《谈艺录》，其博闻强记，诚可惊叹”。（他在1948年9月17日的日记中说得更明白：“阅钱钟书《谈艺录》，博闻强记，殊堪爱佩。但疑其书乃积卡片而成，取证稠叠，无优游不迫之致。近人著书每多此病。”[28]）3月20日，他到岳坟买菜，顺便去黄宾虹家聊到中午，在那里见到了宋高宗的真迹。黄宾虹常说：“北方文化出于子夏，长江流域文化出于子游，周公、太公皆阴谋险狠，此与近日郭沫若贬周公、扬纣王同意。”[29]3月23日，他读了中央研究院集刊上胡适考易林是雀篆的文章后，感慨“胡君为考据文，皆罗罗清疏，引人入胜，无烦苦艰难语，此不可及”。[30]3月24日，他在《国文月刊》读到朱东润论元杂剧及其时代一文，觉得“极好”，称朱所记蒙古人杀戮汉人“诚惊心动魄”。 　　4月3日午后，他到黄宾虹那里久谈。“皆鬼神迷信事，殊无味。” [31]在与朋友交往或读书中有所得、有所悟，他都会一一记下。1月10日，他在《大公报》上看到一篇论新诗人与旧诗人的文章，认为：“此人所言，不出兴观群怨之旨。孔子云怨，而今人必言斗争，此受西洋新说之过。而建安以来诗人习为应酬无义之作，忘此古训，则今人之说，诚足为针砭之资，不可非也。”[32] 1月12日，他和朋友谈起歌与诗的分别，说：“白石词以歌曲名，殆以自别于不能歌之词。”[33]1月23日早上，他和朋友一起在西泠饭店山巅花园谈杜诗，“颇受其益”。2月6日，王伯尹对他说：“马湛翁不满章太炎学问，以太炎时骂程、朱；并谓太炎史学亦不及王壬秋。……又熊十力先生不满齐物论释，听其举出误处颇多。论考据，章胜马、熊；若说理，两翁较笃实云云。”[34] 3月6日，他去陈雁迅家。“雁迅谓太炎为禹庙碑末及孙皓会稽刻石一段，实讥斥当时造中山陵，盖以孙皓比中山也。”[35]可以说1949年上半年夏承焘过的依然是一个学人读书、教书、写作的生活。偶尔与朋友、熟人相处，也会论人，尽管论学的时候远比论人的时候多。2月8日午后，石宗素和他谈了许多冯玉祥的逸事。“谓其向士兵训话，能使人心死，由出身穷苦，思想恰与彼辈衔接。惟其人但可当旅团长，再高便偾事。予问有私蓄否？云但知在江津买田千亩，不知其他。石翁尝为秦昭代表，留冯处数月，谓其人自不免作伪，然作伪一世，久假不归，亦甚难得。”[36]2月17日午后，陈雁迅和他说起当年在无锡，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意气甚盛。黄昏徐贤让来他家谈相对论，他在日记中夸其“少年英发，甚可爱佩”。[37]3月23日，他和伯尹一起去访黄宾虹不遇，散步到苏堤。“谈苏东坡人品不能泛论但在其诗文中求。又谈马湛翁、熊十力二先生异同，伯尹谓十力翁可敬可爱处在其率真，湛翁则笃于故旧之情，其平生取友甚严，而亦不肯轻绝。 大迅来，谈军政界贪污风气与妇女之关系。谓七十军军长陈孔达，杭州人，保定军校毕业，平日多读线装书，自奉甚俭约，在闽在台湾从不携眷。顷谢事返校，家无仆佣，客座敬茶敬烟，皆其夫人躬亲。雁迅尝见其夫人躬自持地拖拭地（夫人杭州人）。近以在杭不能过活，又应陈诚邀赴台湾矣。军人中有此特立独行，诚凤毛麟角。陈君宗文中学学生，钟毓龙先生弟子也。” [38]即使前方战火纷飞，夏承焘与远在各地的友好、学生仍是书信往来不断，交流学问所得。2月24日，他接到之江大学时代的得意弟子陈从周来信，替陈改了二首词，并回信告诉学生“文字工拙犹是第二义，须从根本着想，乃不为游词；必有真诚大志，乃许为小词”。[39]3月1日，他给周予同复信，并附有他写给陈乃乾的信（此人著有赵惠甫年谱，见过其日记全稿），他怂恿陈设法将赵惠甫日记付印。“此书关系清季史料上甚大，价值在越缦堂之上也。” [40]3月4日，哲学家熊十力寄来一长信，叫他转给伯尹。“言童女擦手摩腰可补肾。十力翁自谓治遗髓有神效，但须持久，一二月勿间断。”[41]3月21日，他收到广州王季思来信。“告元曲写民生疾苦者并不多，惟关汉卿窦娥冤、鲁齐郎及拜月亭、调风月、谢天香、金线池等有甚感人者。”[42]3月26日，他收到陈乃乾来信，说赵惠甫日记原稿从咸丰八年到光绪十五年五月，被富晋山房书店从他孙女手里买去，转归陈群，再为中央图书馆接收。“今闻已运储台湾，不知确否。”赵惠甫与曾国藩相见是在清咸丰五年到十一年，晤对之言可见于他的年谱。所编《清人碑传文传通检》一书无法印出，“时局如此，精力日衰，撰述刊印诸事，殆将止于此矣”。[43]3月27日，他到苏堤看桃花，浙江通志馆已解散停顿，有人告诉他章太炎夫人汤国梨有信给他，他没有收到。 　 　 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 　 　　在为生计发愁的大转变年头，他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学问，想起著书之类事，已是知天命之年，而且著作等身、桃李满园的夏承焘常常夜半不寐，兴致盎然。1月9日，“昨夜夜半失眠，思得数文题，晨起亟为写成大纲”。[44]1月22日，“夜读国文月刊傅庚生评李杜诗，因悟杜甫深入平民间，乃成其伟大。枕上拟一题曰诗人之歧路，预为讲演之资，并以入诗人论”。[45]2月13日，“枕上夜醒，拟定论杜甫大纲及戏剧节广播词，四五时才入睡”。[46]第二天一早他就把说杜诗大纲写下来。治学的兴致与艰辛都由此可见。 　　从1月到4月，无论时局多么动荡不安，他都是读书、作文不断，各种诗词唱和以及请他为各类诗集、词集、论诗说词著作序的人也从未中断过。 　　1月16日，“灯下得数断句，可足成诗词”。1月20日，“晨草白石词说，至夕初稿成，得八九纸。过孤山，一高梅已吐花矣”。1月21日，“晨作白石词评”。[47]1月24日，“晨写白石词评一页。……过中华书局，以九十元购得影印宋拓秘阁本黄庭经”。1月25日，“作白石情词考一短文”。 1月27日，“阴冷欲雪。读杜诗。”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他仍在读杜甫晚年的诗。[48]1月30日是大年初二，虽贺客不断，他还是抽时间做杜诗的札记。2月2日，“读杜诗，成都梓州之作，鲜及民生疾苦者”。[49]这段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杜诗，偶读乐府诗及其他书，2月11日这天上午有雪，他就终日不出房门，做杜诗札记。 　　2月17日，为贺陈雁迅母亲的六十寿，他在灯下填了“好事近”一首，其中有“辛苦岁寒心事，对杏桃难说”等句。2月18日傍晚，他写了《记郑以真先生》文，“觉胸怀甚好。平时作文，总不免名利之心，今日为此文，一无所为，自觉今日为不虚生”。[50]2月23日，他读了日本德富猪一郎著的《杜甫与弥尔顿》数十页。“尚不恶，于我有启示，写札记三四条。”2月24日，“读孟子伯夷章。临圣教序”。2月25日，他对朋友心叔说自己想写论诗人屈原、杜甫各篇内容，心叔劝他说，应该先写定词学考证各文，这本书可以留待晚年再写。“马夷初先生六十以后写说文稿甚辛苦，应乘精力好时，先写研究用心文字也。”[51]2月28日早上，他改定论《长恨歌》文，想就乐府“青青河畔草”写一长文，专论换韵。“自诗经、楚辞下及词曲，作一总括之换韵例。”[52]3月3日，他继续读德富猪一郎的《杜甫与弥尔顿》，“颇有启发，札得诗人论数条”。[53]3月7日，他读了白居易年谱，“觉其仕途勇退为不可及，即写大纲入诗人论。白之处富贵，苏之处忧患，诗人中无兼之者”。[54]3月8日，他读了向达的《唐代之长安与西域文明》，认为“此书颇可爱”。同一天，他给姚鹓雏复信并答赠五律一首，其中有“世变夜鹃知”、“珍重西湖约”等句。[55]从3月9日到19日，他花了十来天时间专心写出论《琵琶行》的长文，写得很是辛苦，其间3月10日，“午后写琵琶行文一页，觉无意义，颇思辍笔。阅诗人论稿，拟以札记体写之，惮于作长文，以体弱不耐构思也”。3月15日，“写琵琶行三四纸，颇嫌小文字枉费精神，然念尽性之义，不敢率尔，惟很体弱，不能久用思耳”。[56]3月20日，他借读了陈布雷回忆录，感叹只记到五十岁。“惜后十年未出记，奉化事亦嫌不详细，不及赵惠甫之记曾文正。此或不敢详，由奉化不比文正也。布雷努力艰苦，一生不懈，此不可及。奉化晚节负此良友荩忱矣。”[57]4月5日，他从浙大哲学系借来汤用彤的《两汉魏晋南北朝佛学》等书。4月10日，他读白石词有心得，读完《赵惠甫年谱》后他感慨赵“晚年筑室百余间于常熟，一生连娶三四妾，其佛学可想”。[58]几天后（13日），他即写了一篇赵惠甫小传。 　　3月20日，他说：“灯下自念平生为学，只拈尽性二字，一切学问只是发掘此性，琢磨此性，成就此性。（成之者，性也。）”所以他想写《词性篇》。[59] 4月16日，他写成《词性论》初稿。18日，他又完成了《词性篇》第二稿。此时离“百万雄师过大江”已没有几天。 　　值得玩味的是，这位毕生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词家从3月30日开始借读高尔基、艾思奇等人的书。这一天他到浙江图书馆借得高尔基文学论译本两册《我的文学修养》及《高尔基论文选》，“灯下阅十余页，思以此为诗人论之借镜”。31日，“阅高尔基文学论，颇有悟入处”。4月1日、2日，他连日都在读高尔基的书。[60]4月5日，他又从浙大哲学系借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册。“午后阅艾书小半本，颇欲仿此通俗笔墨，写各大诗人为一书，作中学生读本。”4月6日，“阅大众哲学半本。”[61]这也算是他在“新时代”不可抗拒地到来前作些准备吧。闲暇时，除了散步，除了看梅花谢落、桃树开花、柳枝发芽或新柳如烟，夏承焘还教妻子读孟子、读朱光潜的致青年书，在平静中等待着时代的巨变。 　　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 　　时局急变，回首半生，4月4日，夏承焘整理藏书和旧稿，仅积稿就可装满满两箱，包括词人年谱、词例、词林系年、南宋词事、词源笺证、诗人旧闻、雁宕十说、诗文词存稿等十四五种。 　　念此十五种书，若一一写定，须十年心力，劳苦半生，弃之可惜。然成之亦复何用，颇思焚汰其大半，留三四种自玩。近月来于诗人论一书最为自喜，拟以极浅显文字写此六七家大诗人之性格，供中学生阅读，于我国文化或不无小补。如能每月写一篇，则一二年内可结集矣。心叔劝予先写词例，谓马夷初先生老年写说文甚苦，学术著作须精力好时写定。今日拟动手先写苏辛词例一篇，营营一日，遂不得一字。[62]作为有成就的词学家、词人，他早已得到学界的肯定，但他深知治学之艰难，对身外的名声始终保持着警惕。4月15日，他参加东瓯中学周年纪念会，同乡、同事、数学家苏步青在演讲中对他赞誉有加，他在日记中称之为“过誉”。 　　4月19日，“得陈从周覆，谓欲集同门刊月轮楼词，贺予五十寿，问予首肯否。时局如此，伤为此不急之务耶？其挚情可感，当为书报之”。[63]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余家菊的人生对话，他“颇有佳语”。对人生他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思考。3月21日，念及平生师友，他说：“予今年五十，思检旧作日记，作一书，多记师友恩惠，间及自己读书经历。半百忽过，不知尚有光阴几何？因循过日，于人生不能见其大，感其深，做人治学皆甚浅薄（皆不如心叔），恐记亦无多可记。西人谓无论何人，其一生皆可为一大书，予甚愧此言，或由未能得此线索，以后须吃紧为人，加大加深体验人生，时时提醒自己，小事情上勿放过做大人物之机会。”[64]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说，假如王阳明在龙场有日录，“岂非天地至文”。宋明理学家语录都出自弟子之手，多有“走漏”，假如他们自己肯详细记下每一天的心境，或弟子能尽量详尽地记下其师一天的言行，“绘声绘色，令人如观电影，无殊亲炙，岂非大快”。[65]2月8日（正月十一）是夏承焘五十岁生日，天气阴冷，傍晚有雨雪，晚上他吃面自庆。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予生十九世纪之末年，此五十年间，世界文化人事变故最大。晚心叔、微昭过谈，谓吾人举目此小房内之事物，为五十年前所无者，殆占大半。今年我国激变尤大，予之后半生，殆将见一前千年所未有之新世界。记此自庆。今晨送鹧鸪天人日立春词与伯尹，结语“十洲梦觉雷声动，花事今年看斩新”，寓此意也。[66]这年春天，“寒食清明都过了”时，他曾经填过“玉楼春”一首，其中有“尊前谁道已非春，应信明朝春更好”的句子，他对“千夫所指罪如山”的国民党政权素无好感，1945年，费巩失踪后，他曾参与签名，留下了“一士头颅索不还”等沉痛的诗句。在1948年的日记里他更是多次流露不满情绪。 　　11月9日，“报载蒋总统谈话，决戡乱到底，不惜再打八年，闻者皆咋舌。对豪门财产，仍无一字提及”。[67]11月17日，阅报知道陈布雷逝世，传服过度安眠药自杀，“以知时事无可为也。”[68] 12月4日，“传蒋语黄绍 ，决不迁都，亦不守南京。众料蒋于无望时自杀，但恐不能如所愿耳”。[69]后来他在1950年5月18日的日记中嘲弄：“昨夕台湾广播，蒋宣称一年后反攻大陆，予未及听。蒋氏前此一二年屡来泛湖，饮于楼外楼。予未尝一见，亦从未于无线电中闻其声音。台湾迟早解放，不知其能决然舍生否？若随妇人逃亡美国，则令人齿冷矣。或谓其在南京亦尝誓死，恐终不肯死。”[70]“花事今年看斩新”，对陌生的共产党的到来，他既怀抱着无比的希望，内心深处又不无顾虑，比如他在1948年12月8日的日记中说道：“旬来为时局担心，营营不安。细思只是自私，苟能使大多数人得福利，则牺牲小己，何足顾念。即目前举动，或不合理想，然总比因循腐烂好。放大眼光，坚定心志，以接更新时代，断不可畏葸灰心，自斫丧其生机。王静安自沉[沈]，只是可笑可悯。”[71]12月13日，他忧虑——“中国文化以家庭为中心，而共产党于此如仍须贯彻其政策，将来能行久无弊否，甚可怀疑。”有朋友认为“唐代强迫僧人还俗，而今日仍有佛教，中国文化必不亡，不须过虑”。[72] 　 　 “人生五十是开端” 　 　　夏承焘的性格不属于慷慨激昂型，所以少有作狮子吼的时候，但他对闻一多的选择持肯定和向往态度，曾在1948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透露：“阅闻一多年谱，其晚年声光熊熊，诚可叹佩，自顾恧然，真陈死人矣！”[73]1949年3月9日，他经浙江过通志馆，“遇廖迅甫翁，听谈在参议会骂座事。廖翁寒素，不改书生本色，激昂论事，自谓今年六十四矣，又何所畏避。”[74]对敢言之士、书生本色的赞誉溢于笔端。但他自己“出身于自私虚伪之小资产阶级”，“只是为学问而学问”，是艾思奇说的“那种小本经纪、无远见、无气魄，但求学得一手吃饭本领，得到一个温暖家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1950年7月25日为申请加入工会写的自我介绍与检讨中如此解剖自己： 　　我父祖皆是小商人，无田地产业，十三四时我父所设布肆倒闭，家计甚窘。19岁毕业师范学校，迄今任教三十二年，全靠薪金收入过活。 　　我二三十年来研究书本，只是为学问而学问。解放前一二年偶见学生壁报有“农民养活了你，你该如何报答农民”一语，甚受感动，颇思尽弃所学，然由小资产意识太浓厚，生活圈子太小，故虽欲求新知，以自改造，而仍不能联系实际。 　　对公共事业无积极负责心，屡以才力不够自解自诿。解放以后，治学教书，观点皆改变，觉从前种种，自误误人……[75] 　　然而，其为人处世治学处处都显示他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不曲学阿世，不趋炎附势，他自称教书三十年“乐此不疲”，他信奉的是“做人要有人格本钱”，对投机分子他从无好感，无论是追随蒋介石的浙大同事张其昀，还是其他随风倒的人他都充满蔑视。他在1950年10月30日日记中写道：“日来以朝鲜美军大胜，上海谣言甚盛。机关中旧穿列宁装者，多改穿西装。此辈投机分子，可愍可笑。” [76] 　　1949年4月，“得知解放军横渡长江，夏先生作诗祝贺”。（由于这首诗没有收入《夏承焘集》，我至今没有见到。）5月3日，杭州解放，他又激情难抑，填写了《贺新郎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予年五十作此示妇》二首，[77]并写下七律《杭州解放歌》一首： 　　半年前事似前生，四野哀鸿四塞兵。 　　醉里哀歌愁国破，老来奇事见河清。 　　著书不作藏山想，纳履犹能出塞行。 　　昨梦九州鹏翼底，昆仑东下接长城。[78] 　　也是此时，他为自己刻了一方印章，上书“人生五十是开端”。1951年8月16日，他在抄录《满江红》词作时，前面有个按语：“江南解放时，予年五十，尝镌一印，曰人生五十是开端。” 从“花事今年看斩新”到“老来奇事见河清”，改天换地之际，“一代词宗”的心情大致上是乐观、兴奋、不无期待的。新时代开始了，他确实把五十岁看作了人生新的开端。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28、30、33、35、35—36、36、37、38、41、42、45、53、55—56 、59—60、60—61、37、53、31、32、33、34、38、40、42、44、52、46、56、58、59、42、53、47、12、28、44、46、128、46、49、2、51、50、53、33、33、39、46、39—40、41、50、44、45、46、50、52、33、35、41、35、36、38、42、43、44、46、46—47、47、48—49、50、57、50、53、55、55、59、50、51、39、12、11、20、93、22、24、8、47—48、108、131页。 　　[27]《夏承焘集》第八册，175、179页。 　　[77]《夏承焘教授纪念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8、254页。 　　[78]《夏承焘集》第四册，53页。 　 　 左翼戏剧电影运动开拓者：夏衍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报人，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和组织者。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参与创办了学生刊物《双十》(后改为《浙江新潮》)。1920年到日本留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担任国民党驻日总支部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7年“四一二”之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外国名著。1929年，参加筹备左翼作家联盟，后当选“左联”执行委员，参与创办由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个戏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1933年后担任中共上海文委成员、电影组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主办《救亡日报》、《华商报》等，后辗转到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主持大后方的左翼文化运动，主要是戏剧运动，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抗战胜利后，先后在上海、南京、香港等地领导左翼文化工作。解放后，担负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工作。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中日友协会长等多种职务。“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 　　夏衍去世已10年，他那篇曾震撼过、感动过几代读者的报告文学《包身工》也被逐出了最新版的中学教科书，倘若他地下有知，不知是喜、是忧？这位19岁时在杭州接受“五四”洗礼的热血青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以后的白色恐怖中，他以左翼文化人的面目在上海展开其革命生涯，十年间创作了大量话剧和电影剧本。抗战爆发后，他操笔上阵，投身新闻界，从《救亡日报》到《新华日报》，从《建国日报》到《华商报》，他有过12年的职业报人生涯，也曾是《新民报》等民间报纸的专栏作者，他那些简短的杂文、时评，如寸铁杀人的匕首，在抗日和反国民党的历史洪流中都发挥了特有的作用，成为中共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颗重要文化棋子。 　 　 从“地下”走到“地上” 　 　　1949年，在经历了漫长的地下斗争岁月之后，夏衍终于迎来了的这一天。4月28日，当时担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的他与潘汉年、许涤新等受命北上。其时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已解放，上海也指日可下，几个“老上海”即将参与接管这个中国最大的文化、工商业中心。他们一行先到了天津、北平，到处是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夏衍回忆：“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 　　在北平，他们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此时，中共最高层已内定陈毅任上海市长，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接管财经，夏衍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接管文教系统。毛、刘、周分别找他们谈话都带有交代工作性质。刘少奇临别时对夏衍表示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意见，认为对京戏和地方戏剧先不要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戏剧肯定是要改革的，但不要急，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陈毅的看法与刘不谋而合，他认为：“上海有几十家戏院、书场和大世界之类的游艺场所，直接间接依此为生的人大约三十多万。要是硬干，这些人马上就会发生吃饭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新的节目给人家，多少年来，还只有一出《白毛女》。不能天天都是《白毛女》，只好逐步逐步地改。”）以后上海在整个接管过程没有禁过一出戏、一本书，恐怕就与刘、陈的这些认识有关。 　　周恩来的交代更是事无巨细，他认为旧文艺工作者（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在谈到接管上海文教系统的工作时，周对夏衍说：“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都还在上海吧？上海一解放，你就得一一登门拜访，不要发通知要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你们要认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话剧演员大得多。除了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工作人员，除极个别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一定要先做好思想工作。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1]周恩来这番话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对原有文学工作者的尊重和重视，当然也是新政权初创时期一切都从稳定大局出发所必需采取的谋略。夏衍他们进上海以后，可以说忠实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和策略。 　　5月16日，在北平度过紧张、兴奋的十几天后，夏衍他们乘火车南下，一路上走走停停，直到23日黄昏才抵达丹阳。此时，小小的丹阳城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热闹极了， “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顾准、黄源、于伶……都在这里。5月24日，一位管总务的同志发给夏衍一套黄布军装，一支手枪和一根皮带，一穿上这套军服就算入了伍，后来他填写履历表，在“何时入伍”这一栏就写“1949年5月24日，在丹阳”。当晚他就随大军向熟悉的上海进发。 　　从1927年到1937年的“左翼十年”中，他在上海安家，不仅写出了《包身工》、《上海屋檐下》等大量文学作品，还参与发起“左联”，积极投身新生的电影事业，如今当他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时，当年受过“五四”洗礼的少年已49岁。作为上海文管会的实际负责人（主任是陈毅兼，只是挂名，说是为了他工作方便。一位排名在他前面的副主任韦悫，因是党外人士，也只是挂名），他已经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但他身上的文化人习性却没有一夜之间消失，所以最初他曾感到那么“不习惯”。 　　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情很多 　　5月27日，在安顿好工作以后，夏衍要了一辆吉普车，匆忙赶回阔别三年的家里去看看。当时还没有给他配警卫员，他也不知道接管初期负责干部不准单独行动的规矩。虽然他这次回家洗了个澡、拿了换洗衣服就走了，但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妻子看到他一身军装也曾大吃一惊。本来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文管会负责保卫的人认为这是“冒险”行动，很快向上级作了汇报，第二天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就给他配了警卫员。书生气未泯的夏衍面有难色地说，不需要吧，上海这地方我很熟，我的家在上海，连回家也带警卫员吗？而上级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从此他“带上了警卫员，坐上了一辆很大的汽车，俨然成了一个被保护的‘目标’”。巧的是，他乘坐的这辆克莱斯勒轿车过去的主人竟是陈叔兑（陈布雷弟弟，曾是国民党主管上海宣传的官员），4年前正是此人气势汹汹地下令查封了创刊才12天的《建国日报》，这件事让他有点高兴，也算是小小的一个“报应”。 　　多年后，他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当然，书生从政，不习惯的事还是很多的。首先碰到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可以举出几件很为难，也很有趣的事情。一件是文管会搬到汉口路之后不久，冯雪峰到文管会来找我，进门就被门岗挡住，到了传达室，又要他填表，这一下把雪峰激怒了，发生了争吵。葛蕴芳（秘书）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下楼把他请进了办公室，他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的衙门真难进啊’，我只能道了歉。事后我批评了警卫和传达室，说凡是我的朋友都不要阻挡，可是他们不服，回答我的只有一句话：‘这是制度。’另一件事带有喜剧性，大概是6月中旬，华东局副秘书长吴仲超同志派一个人事干部来要我填表，我填了姓名、籍贯、性别、入党入伍日期之后，有一栏‘级别’，我就填不下去了，因为我入党二十多年，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的级别。那位人事干部感到很奇怪，要我再想一想，我只能说‘的确不知道’。对方问：‘那么你每月领几斤小米？’我说我从来不吃小米，也从来没有领过。他更加惶惑了，那么你的生活谁供给的，吃饭、住房子……我说我的生活靠稿费、版税，除了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要我从桂林撤退到香港，组织上给我买了飞机票，以及1946年恩来同志要我去新加坡，组织上给了我一笔旅费之外，我一直是自力更生、卖文为业。这一下对方只能问，那么你到上海之前，在党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这倒容易回答的，我在香港时是南方分局成员、香港工委书记。他满腹怀疑地拿着我的表格走了。后来潘汉年告诉我，说华东局、市委根据你的党龄，过去和现在的职务，评了‘兵团级’，当然我还是不懂得兵团级是怎样一个职位。”[2]“除了思想感情上的问题外，也还有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出门得带警卫员，到很近的地方去开会，也不让步行，非坐汽车不可。特别是在重庆、香港、丹阳，还是称兄道弟的老朋友，都不再叫我的名字，而叫我部长局长了。有一次总政的马寒冰从北京到上海，我约他谈话，他一进门就立正敬礼，高声地喊：‘报告，马寒冰奉命来到。’这又使我吃了一惊。这一类使我感到拘束和不安的事情很多，据老区来的同志说，这是‘制度’，目的是为了‘安全’、‘保密’和‘上下有别’。难道这都是新社会的新风尚么？对这一类事，我也疑惑了很久。 　　“党的制度和社会风尚是难于违抗的，我努力克制自己，适应新风，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我学会了写应景和表态文章，学会了在大庭广众之间作‘报告’，久而久之，习以为常，也就惑而‘不惑’了。”[3]1979年5月，夏衍在《从心底里怀念我们的好市长——纪念上海解放三十周年》文中深情地回忆起1949年，有一次在陈毅办公室开完会——“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说：你回去，把这套军装脱下，你这个文化人穿这套衣服有点滑稽。我不懂他的意思，说：我没有中山装，只有西服和袍子。他说：西服也可以嘛。老刘（指刘长胜同志）不是穿着西装在市委办公吗？他又说：我要你脱下军装，不单是为了滑稽的问题，因为你穿了这套服装，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的人对你见外。你要记住，让这些人永远和从前一样把你当作自己的朋友。”[4]实际上，由于长期在国统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办报写作，夏衍身上不符合中共铁的纪律、规范约束的“毛病”很多，这一切不会因为他在丹阳穿上了军装而改变。同样，今时不同往日，他与过去那些文化界老朋友之间政治身份、工作性质、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隔阂，也不会因为他重新换上了西服而消失。毕竟时代已经转换，即使文采风流的儒将陈毅和昔日长期扮演文化人角色的夏衍也不能很快就适应。他回忆说：“我这个人爱开玩笑，讲话随便，特别是对熟悉的老朋友。有一次在文艺界的集会上，碰到赵丹，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阿丹，看你这个样子，当小生的连胡子也不刮。’赵丹乐了，说：‘你这位部长未免也管得太宽了。’这一类事大概不止这一次，也不仅对赵丹，对白杨、秦怡等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都是我30年代共过患难的老朋友，不这样反而会显得见外。可是想不到这件事就不止一次受到了批评，说你现在是部长、局长，用这种态度对待非党人士（他们当时还没有入党），实在是太不庄重，有失身份。我不买账，辩了几句，大概这些事也传开了，后来冯定同志诚恳地劝告我：‘今后还是注意一点为好，环境变了，过去我们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了，要注意到群众中的影响。’他的好意我是完全了解的，但当了执政党就一定要有‘架子’？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这一类事碰到得多了，我也不得不静下来进行了反省，渐渐懂得了这是一种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风气，对革命的新风是不可违拗的，于是我就努力地去顺应和适应，后来也就渐渐地习惯了。但对于有些‘规矩’，我还是不习惯，或者说始终感到不舒服，例如出门一定要带警卫员，出去开会或者到朋友家去串门一定要事先通知警卫班，乃至对朋友的夫人要叫‘你的爱人’之类，对前者我只能服从，对后者我就‘顽抗’到底。”[5]面对新的现实，除了“适应”、“服从”和“习惯”，夏衍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1949年，夏衍进上海不久就察觉到中共宣传、文化系统的干部知识水平太低，常识严重不足，特别是跟处以下的干部谈话，许多问题讲不通，一般说来，他们对政治性的名词术语比较熟悉，也随口会说，但一接触到业务上的问题，就连最普通的名词、人名、书名、地名，都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知识面太窄（历史和科学常识严重匮乏），而且缺乏自知之明，他发现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作为中共在上海乃至华东文化、宣传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一再在座谈会上号召部下多读书，多学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几乎毫无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作主张对宣传部和文化局科一级干部来了一次常识测验，按初中程度的标准出了50道题，测验的结果是六十分以下占了70%，连“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答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有些常识性问题的答案更是笑话百出，一些人不知道上海有过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不知道有过“左联”、“社联”这些组织，延安文艺座谈会哪年开的，毛泽东主要讲了些什么统统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了。 　　因为事先考虑到他们的“面子”问题，他规定答卷一律不署名，测验结果也不公开发表，只供领导参考。这事得到陈毅的肯定，还说他不够大手笔，应该署名、公布成绩，让他们丢一下脸。不料后来竟被人当作把柄，说他搞测验是“长知识分子的志气，灭工农干部的威风”。知识测验之后的那些怪话，使他遭遇了一种无形的抗拒。 　　身为中共在上海的高级干部，夏衍的主要毛病一是讲话不小心，比如有一位党外老作家问他，文艺除了为工农兵服务，可不可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他自己长期在蒋管区工作，写的剧本也都是给小市民看的，所以满不在乎地回答说“可以”，还翻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着其中一段话说，文艺的服务对象有四种人，“第四是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他还引经据典说毛不也说过“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他自认为是按《讲话》精神回答的，所以讲过以后也就不放在心上了，哪知道这些话传到北京文艺界就变成了夏衍在上海提倡“文艺为小资产阶级服务”。急得天津的朋友阿英连忙写信劝他以后说话要小心。 　　1949年以后“留用”的前大学校长、教授、专家、工程师、名演员，一律拿“保留工资”，用国民党时代的金圆券折合老区的人民币，再折合新人民币，他们的每月收入一般都有二百元到五百元不等。而从解放区来的和地下党的党政军干部，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实行的都是供给制，这是从解放区沿袭下来的老办法，即便后来改为工资制，也还是“低薪制”，所以市长、部长、司令员的收入要比工程师、名演员低得多。党政军干部的供给制、“低薪制”和 “留用人员”的“保留工资”就发生了矛盾。 　　一次陈毅请刘伯承在家里吃饭，夏衍、潘汉年在座。饭后闲谈，这两位威名显赫的元帅都在哭穷，陈毅孩子多，家累重，钱不够用。刘伯承则说自己想买一部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一问价钱，只能放弃了买的念头。陈毅不无自嘲地对夏衍说，老潘可以靠小董（董慧，她父亲是香港巨富），你则有版税稿费，你们都是老财，我们当兵的都是两袖清风。 　　可是另一方面，拿“保留工资”的人也有不满、不平，他们的看法是，你们住的是公家的洋房，有汽车，有办公室，有不花钱的秘书，出差旅费可以报销，我们搭一次电车、打一个电话也得自己掏钱。 　　这种矛盾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只不过小事一桩，大家都服从这种安排，矛盾并没有表面化，夏衍却在思考这些不该思考的问题了。 　 　 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 　 　　办了十二年的报纸，当天翻地覆之后，夏衍对报纸自然还是关注的，这大概是一种职业敏感。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更不用说其他地方），当天的早报要到中午甚至下午才能看到，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律不用。他虽然同意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这个观点，但是他认为中国之大、国际变化之快，不用外电，又没有“本报讯”、“专访”，读者怎么能不闭塞？外电有造谣污蔑之词，为什么不可以像批“白皮书”那样让群众知道并一一驳斥呢？报上可以看到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为什么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乃至一星期没有一篇社论呢？至于不登广告，即使像他那样没有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也能够看出，这是一种重生产、轻流通的表现。对此，他大惑不解。 　　他曾不止一次地和范长江、恽逸群等人谈论过这些问题，对当时的新闻工作他很有一些意见，“最少也可以说是不习惯”。恽逸群不无迟疑地说：“过去《申报》每天出六七张，现在《解放日报》只出一张，消息少，又有什么办法？”《大公报》出身的范长江则似乎有点怪他多事，北京报纸只出一张，上海当然不能例外，不让外国通讯社发稿，那是军管会下的命令。夏衍说，美国新闻处天天造谣，说什么上海屠杀了大批留用人员，上海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饿死等等，把这些弥天大谎揭穿不是可以激发广大老百姓的义愤吗？但范长江摇头说，这样的问题地方报纸不能作主。 　　当时报上连气象预报都不登，所以不久上海遭遇强台风袭击，事先没有任何准备，损失惨重。对此，夏衍在一次会上提出疑问，有关方面的回答是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预报会给敌人提供情报。他认为这实际上是缺乏科学常识，长江口就有美国的兵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何况台湾的气象台也能测出上海一带的气象。 　　据包天笑日记，1949年7月25日上海遭遇1915年7月28日以后最大的一次台风，死19人，其中5人是因房屋倒塌触电而死，上海街头的行道树有被连根拔起的，有被风吹倒的，积水盈尺，司机纷纷涉水回家，街上到处是散置的车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电车与公共汽车停驶，来往上海的铁路交通也停止。[6] 　　事过境迁，1981年夏衍在《〈今日谈〉代序》中回忆说：“1949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最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7] 　　二是他写文章不小心。“一个当惯了编辑或记者的人，一旦放下了笔，就会像演员不登台一样地感到手痒。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不要用一个笔名写，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吧，每天四五百字，我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海解放不久，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特务又不断制造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要的目的是从民间的角度，‘匡正时弊’。当时我刚五十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9月我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1950年8、9月间为止，大概总有一百多篇吧。”这是他在1982年12月29日写的《迎新忆旧》中的回忆。[8] 　　从1949年8月1日起，实际上只写到第二年6月，他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专栏不到一年就停了。为什么不写了呢？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密”最终还是没有保住，渐渐传开了，各式各样的怪话纷至沓来，有人说他贪恋稿费，有人说党的“高干”在民办报纸写文章“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自由主义”。听到“高干”这两个字他最初很吃惊，原来自己已不是普通党员，而是高级干部了，写文章的自由也没有了。这自然是后话。 　　1949年9月夏衍到北平出席开国大典，见到很多新朋旧友。李克农约他与廖承志、潘汉年到家里吃饭，谈了抗战期间在桂林的一些往事，当年李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他是《救亡日报》总编辑，经常来往。李对他说，那时环境很坏，但是目标只有一个：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所以你可以像野马一样地蹦跳，可现在环境变了，当了执政党的领导干部，你这匹野马也得戴上辔头了。对这句话，夏衍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自己在桂林、香港工作时，基本上还是循规蹈矩，算不上“野马”。 　　直到这年初冬，夏衍遇到一件难办的事去请示陈毅，陈毅在详细指点了处理方法之后，忽然若有所感地笑着说，你别看我是个武人，我还是粗中有细的。办事要有锐气，同时也要有一点耐心。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你要记住两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不知道李克农、陈毅他们一次次的告戒，对他从“不适应”到“适应”、从“不习惯”转向“习惯”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不会是没有影响的。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书生气未泯的夏衍无比感慨地说：“像我这样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人，‘文人办报’不容易，‘文人从政’就更应该如履薄冰了。” 　　[1][4][7][8]《夏衍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426、441、344、820—821页。 　　[2][3][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版，410、429—430、417—418页。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914页。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胡风 　 　　胡风(1902—1985)， 原名张光人， 湖北蕲春人，诗人、文艺理论家、出色的文学编辑，20世纪后半叶因为蒙冤入狱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1929年到日本东京留学，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于1933年被驱逐出境。回到上海后，出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常与鲁迅来往，受鲁迅赏识。抗日战争爆发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1945年起主编文学杂志《希望》，悉心扶植路翎等许多有才华的文学新人，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创作流派“七月”派。1954年他向中共中央递交《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遭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1979年获释，1980年平反。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文艺批评论文集《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 　 　 一生“甜美的高峰” 　 　　1949年10月1日，26岁的李慎之站在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上，度过了极端兴奋的7个小时，在这7个小时中，他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如此威武雄壮的阅兵式，如此五彩缤纷的礼花，如此热情欢呼的人群……这一切都令他无比激动、无比感慨。“躬逢盛典，岂可无诗”，他不断地回忆自己的革命生涯，一步步走向革命的心路历程，竭力想把当时的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一句话。”让才华横溢的青年李慎之意想不到的是，他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竟被一个人表达出来了，1999年，76岁的李慎之在回首“风雨苍黄五十年”时如此感叹，这个人就是胡风。开国盛典之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篇幅发表胡风的长诗，五十年后，他虽然已记不清诗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胡风的这一句神来之笔让李慎之不无羡慕，甚至不无妒嫉，尽管他那时并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 　　《时间开始了》共分《欢乐颂》、《光荣赞》、《青春曲》、《英雄谱》（《安魂曲》）、《胜利颂》（《第二欢乐颂》）五个部分，除了《胜利颂》到1950年才完成，《青春曲》最后没有完成，其余部分都写于1949年11月到12月间。从胡风日记可以知道，这首长达4600行的组诗他在11月6日落笔时并不叫《时间开始了》，而是叫《时间到了》。11月10日，他续写时依然叫《时间到了》。第二天，他在写完第一乐章《欢乐颂》时，才改名为《时间开始了》。12日，他抄改完《时间开始了》第一乐章。17日，虽然“痔疮剧痛”，但他说：……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 　　肖邦啊，肖邦啊，我向你顶礼！ 　　格拉齐亚啊，你永生在我心里！[1]这也正是胡风“躬逢盛典”的两个月，《时间开始了》就是他内心的音乐，是他面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唱出的真诚赞歌，也是他一生“甜美的高峰”。11月20日，“马凡陀来，送来今天《人民日报》，《欢乐颂》发表”。[2]《欢乐颂》也可以说是《毛泽东颂》，五十五年之后，还是让我们来听听胡风当年的“音乐”吧——毛泽东列宁、斯大林的这个伟大的学生他微微俯着身躯好像正要迈开大步的神话里的巨人毛泽东！毛泽东！ 　　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你微微俯着身躯你坚定地望着前方随着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势大自然的交响涌出了最强音全人类的希望发出了最强光你镇定地迈开了第一步你沉着的声音像一声惊雷……[3]其实，《欢乐颂》歌唱的不是1949年10月1日的那一幕，而是7月1日晚上，毛泽东出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的三万人大会上时的情景。当时全场欢声雷动，如同一片欢乐的海洋的场面，作为第一届文代会的代表，胡风也在现场，亲身体会到了平生最大最强烈的“欢乐”。他在那一天的日记中写道：“《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四时吃饭后，到中南海齐集，到体育场，参加三万人的庆祝中共二十八周年的大会。暴风雨来了，全场不动，暴风雨过后庆祝会开始。中途毛泽东主席来到，全场欢动。近十二时散会。”[4] 　　《欢乐颂》“惊住了一切人” 　　《欢乐颂》面世不久就被译成俄文，发表在苏联的《十月》杂志上，而且当年12月30日就出版了单行本，“惊住了一切人”。[5]《欢乐颂》在文学圈和朋友中的反响，胡风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11月20日，“下午，谢韬来，谈《欢乐颂》，四时左右去。”21日，“上午，《北平儿童》汤小微来……并谈到《欢乐颂》”。[6]23日，“得王亚平信，谈到《欢乐颂》”。25日，“电话中知道，盛家伦要把《欢乐颂》写成一个交响乐”。[7]26日，“得鲁藜、芦甸信，谈到《欢乐颂》。得M信，她读到《欢乐颂》”。[8]12月3日，“下午，鲁煤来，谈到《欢乐颂》。……夜，戈金来，谈到《欢乐颂》”。[9]5日，“鲁藜从天津来，谈到《欢乐颂》等，一道出街吃面。……得侯唯动信，谈到《欢乐颂》”。[10]8日，“……得柏山信，谈到《欢乐颂》”。[11]11日，“校改《欢乐颂》，何英来取去付印。……M转来绿原信，谈到《欢乐颂》。……得葛一虹信，想印《欢乐颂》”。[12]15日，“王朝闻来，设计《时间开始了》分册封面”。17日，“海燕顾君送来《欢乐颂》校样，校过”。[13]18日，“下午，牛汉来，谈到《欢乐颂》。…… 在萧三汽车上，他谈到《欢乐颂》”。[14] 　　此外他还听说“臧诗人碧小说家都叫了好的”，[15]“臧诗人”即臧克家，“碧小说家”就是碧野。 　　11月16日，在完成第一乐章不久，胡风开始继续写《时间开始了》的第二乐章，写得并“不顺遂”，加上痔疮发作，“很不舒服”。11月19日，他又说：“心里唱着一支小曲，第二乐章的情绪凝住了似的。”[16]但他一直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部组诗的创作中，他的日记忠实地记录了每天的状态。 　　11月23日，“上午，想到第四乐章，燃烧得几乎不能呼吸，一直到下午。 　　“……写下第四乐章开始约五六十行。 　　“呼吸困难，到瑞芳处休息，她母亲和姐姐来亲切地谈话。” 　　同一天，他在给路翎的信中也说：“这些时，差不多完全被一股什么力量冲激差[着]，但又不能喷出来。成天像在海涛上掀簸着。第二章还只写一点点。真想全部弄完它，一些东西时常烧起来，困难的是有时不顺遂，好像力气不够似的。” [17] 　　11月24日胡风日记说：“续写《赞美歌》。上午，非常激动，终于把难关冲破了。” [18] 　　不幸的命运悄悄袭来 　　后来（1951年1月16日），胡风在给牛汉的信中说：“写的时候，整个历史，整个宇宙都汇成了一个奔腾的海（《欢乐颂》）、奔腾的大河（《光荣赞》、《安魂曲》）、阳光灿烂的海（《欢乐颂》）在我心里响着，有时候甚至感到了呼吸窒息似的燃烧。”[19] 但他想不到的是，《欢乐颂》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时间开始了》后面几个乐章的发表都遇到了困难。先是12月4日，他接到马凡陀的电话。“《赞美歌》他们嫌长，不想用了。但亚群在电话中说，还想争取。” 第二天，“徐放来。把《赞美歌》改名为《光荣赞》，并改正几小点。他们还想争取能发表”。[20]8日，“得亚平信，报告《光荣赞》的发表问题”。[21]15日，他和胡乔木通电话，才知道胡“不赞成《光荣赞》里面的‘理论’见解，当然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22]所以，他只能设法在《光明日报》、《天津日报》发表《光荣赞》、《英雄谱》（《安魂曲》）等几个乐章。令他意想不到的或许是，他满腔热情讴歌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竟然遭到了一连串的误解、歪曲与批评（那已经是1950年的事）。 　　曾肯定过《时间开始了》的萧三在《文艺报》关于诗的笔谈中说他的诗里有“牢骚”，沙鸥说有“色情”，何其芳甚至批评他将毛泽东比作“海”是对毛主席的歪曲，因为毛自比“小学生”。经手发表《欢乐颂》的马凡陀（袁水拍）也反戈一击，批评胡风将毛泽东的形象歪曲成脱离人民群众的“站到云端里的神”，与毛泽东“甘当小学生”的思想不同。黄药眠在《大众诗歌》第六期发表长篇大论的《评〈时间开始了〉》，“这更不从内容出发，对于内容随便加上歪曲的解释”。文化部编审处召开讨论会，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集体批评《评〈安魂曲〉》。批评火力之猛完全出乎胡风的意料，“而且还故意地拉到政治问题和人事问题上去”。[23]如果说因为《时间开始了》有一处涉及“僵硬的官僚主义”，批评者质问他骂的究竟是谁，我们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批评者无限上纲、任意罗织罪名的本领也实在太大了。由于这些批评，已印好的诗集新华书店也限制发行，后来出版社当废纸卖了。 　　这一切恐怕都是不信邪的胡风难以理解的，他悲剧的命运实际上早已拉开帷幕，只是他没有感觉到而已。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也代表延安”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就有多篇文章将矛头对准了他，邵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他在重庆时期的好友乔冠华以“乔木”的笔名发表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点名批判他的文艺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受到了“延安同志”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要批判胡风？邵荃麟的这番话已说得明白：“胡风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我们认为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人甚至有一种误会，以为他的理论就是党的理论，这是必须讲清楚的。”在有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还需要胡风的文艺思想吗？自认为一辈子跟党革命的左翼作家胡风确实太天真了。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说：“1948年在香港的同志们发表批评我的文字之前，同志们没有通知过我。只有一次从接近国民党的出版人姚篷子口中听到，说刘伯闵（国民党三陈派文化头领）在同坐汽车的时候告诉他，香港要清算胡风。我当时不大相信，因为这和当时整个局势的斗争要求和气氛是连不起来的。甚至觉得是国民党文化机关玩的小花样：造谣。到香港的同志们把批评我的文章的校样寄来的时候，那刊物也已经出版了。”[24]尽管有这样严厉的“清算”，可他认为这毕竟是“自己人”、“同志”之间的批评，他还是满怀希望地从上海到香港，从香港到了北方被解放了的土地上。这段洋溢着欢乐的文字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虽然地上盖着雪层，空中吹着寒风，但我好像从严冬走进了和煦的春光里面。土地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香味，风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彩色，人物对于我有一种全新的气质。”[25]到3月22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还说：“我走的是满天星满地花的道路。” 　　这一年胡风47岁。 　 　 不少传闻连想象都不能想象 　 　　1949年1月6日下午，胡风应中共中央邀请北上，他们一行九人乘坐一艘挪威船，“由东北商人承包运货到解放区”。[26]13日下午在辽宁庄河县上岸，17日到达沈阳，第二天（1月18日），他就听到了不祥的消息。“谢东平找来，闲谈甚久，知道华东文化人听说我有政治问题。”[27] 此后，这样的信息就没有断过。 　　1月20日，胡风和萧军见面后谈话时，硬气的萧军“似忍不住流泪”。萧军因为看不惯苏联军队在东北的做法，在他主办的《文化报》上忍不住进行了一些婉转的批评，当时正在挨批。1月31日的胡风日记说：“有人因萧军而对我误解”，“我不断地成为造谣对象……”[28]尽管如此，2月10日他又一次到文协看萧军，聊了三个小时。 　　3月30日，周颖来，闲谈中说及“吴晗、田汉夫妇对我的攻击”。31日，冯乃超夫妇及其女儿来，谈了一些闲天，“乔木说我的态度坏得很”。[29]这个“乔木”是指他在重庆的老熟人乔冠华。4月2日胡风日记记下了李亚群和他的谈话。 　　我有小布尔急进性，许多青年同意我，但他们主观强，为市民，或间接为工农兵（但不熟悉工农兵不是不行么？）虚伪的爱国主义模糊了阶级观点，是实。 　　批评应该尽量估计优点（即令是百分之一的马列主义）。[30]对于这一切，胡风在以后的“三十万言书”中说道：“我听到了不少关于我的传闻，我连想象都不能想象。那些不但太违背常识，而且有的可以归结到政治性的问题上去，例如在华北大学，读了我的作品的学生在鉴定上就要写上‘受了胡风思想影响’一条。又例如，在延安时期，周扬同志在讲演中讲到鲁迅的时候总要骂到我。和我有过联系的青年作者几乎很少没有发生过‘问题’的。”[31]对当时文艺界的许多不正常现象，他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但同时由于过去的记忆和香港论争的影响，我警惕到自己的处境，产生了我暂时不能写理论批评文字，不要在这个革命形势的紧要关头由我弄出麻烦来，对不起党和这个时代的消极情绪。”[32] 　　原来只被看作是“同路人” 　　事实上，5月18日，诗人艾青就曾当面说胡风“情绪‘消极’”。[33]不过，胡风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处境（虽然他自认为“我多少懂得革命，更懂得自己的处境”），没有意识到罗网已为他张开，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只是被看作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才会在7月18日即文代会闭幕一天写给老同学朱企霞的信中不无抱怨地说：我，一直只是一个“同路人”，也许你并不了解。为什么如此？那说起来话长，总之，在中国，做一点文化特别是文艺上的斗争，是并不那么容易的，有些事非自己滴着血负担不可。但现在，我是愉快、幸福了，觉得放下了这点负担也不会成为损失。我想以后不弄过去那一套了，学习着写写散文之类，直接从生活吸取一些，也算是一点对于人民的工作。到底能做多少，能否做好，那就不管了。[34]他是从显赫的胡乔木那里得知自己不过是“同路人”的。他1949年的日记中有三次提及胡乔木。6月9日，“得胡乔木信，官架子十二万分”。[35]11月27日，他本来提出要见周恩来，周没时间，安排胡乔木和他谈，胡主要谈了两点。 　　1.我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 　　2.要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36]对此，他后来在“三十万言书”中有更详细的回忆。 　　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的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的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的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了出乎意料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的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一个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这也是我想和周总理谈的主要意思。胡乔木同志当时断然否认了。[37]这次谈话在胡风心中投下了阴影，他感到迷惑不解：自己大半生追随党的事业，这一点也得到了党的认可，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自己个人并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提到‘脱离了党就是脱离了群众’，是不是意味着自己应该入党？是不是因为不在党内，文艺领导才不信任他？[38]三天后（11月30日），正在创作《时间开始了》的胡风提笔给胡乔木写信，表示了入党的意愿，没有得到回信。（此前，6月11日，曾经是他学生的陈绪宗南下上海前夕，也劝过他，叫他“要求入党”。）下一次他见到胡乔木，胡乔木只是说，这问题也可以考虑，但并不“奉劝”他这样做。从此再无下文。 　　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周扬，众所周知，胡风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是胡风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早在左翼文学激荡的30年代就曾在上海“左联”共事，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由来已久，那时周扬就把胡风看成是“政治敌人”。1949年，当天下大势定于一之后，周扬以“文艺上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是“革命文学班头”，而胡风只是被邀请的客人、一个“同路人”，地位悬殊，身份已明。胡风一到东北解放区就听说了许多有关周扬的事，知道了周扬在延安文艺界的权势。 　　在全新形势下和周扬重逢 　　2月5日，他和草明闲谈，“对今天周扬文章所提的写真人真事的说法，觉得不妥”。[39]2月8日，他碰到左联时的老友，曾任周恩来秘书的吴奚如，知道一些朋友的消息。“周扬在鲁艺整风，骂人打人”；“田间曾被整得很苦”；“毛主席为纠偏，曾到党校赔不是”；“没有作品，不能受人尊重”。[40]3月5日，陈宗绪告诉胡风别人对他的看法：“有原则性，但不易接受别人意见。”“不到延安，是因为周扬的关系。”[41]陈宗绪是他在北碚复旦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去了延安，时在共青团中央工作。 　　3月6日，李则蓝告诉胡风，周扬主张丁玲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出版，认为里面两个人物恋爱是反阶级的。但毛泽东说这部作品好，周的看法是错的，而且由江青、艾思奇、萧三向宣传部保证。李劝胡风“在宣传部做点小工作，学习一个时期”，“不应向真诚的青年随便谈人事上的意见”。[42]可是，胡风不仅无意向周扬俯首投降，而且还要平起平坐，发牢骚，有怨气，其命运就不可避免了。梅志说周扬和胡风关系恶化是在1949年后，“1949年之后见一面就不容易了”。实际上1949年他们见面还是很多的。 　　3月26日，胡风到达北平，住进北京饭店，在走道上遇到艾青。艾青引来了周扬、沙可夫。[43]30日，“周扬来，闲谈了约一小时——要找出共同的语言（工农兵的共同语言和干部的共同语言）”。 　　“周扬谈话中的另一点——从实际出发，无论是洋的、土的，合乎实际要求的都要，否则，任何‘权威’都要打倒。”[44]4月25日，周扬派人给胡风送来了《唯物论与经济批判论》。 　　5月8月，“周扬夫妇引着他们的女儿来坐了一会”。第二天胡风日记中对周扬号召写长篇，“于是不问内容，抢着发表长篇”的现象表示忧虑和不满。[45]5月24日，胡风在艾青房里，周扬也来了，他们一道吃饭，胡风“听他们谈文代会准备情形”。[46]6月18日下午，胡风“到文代会，见到丁玲、周文、周扬等文艺巨头们。他们要开会，坐了一会辞出了”。[47]9月10日，胡风和巴金到北京饭店照相，在郑振铎房里和曹禺等闲谈。 　　“周扬来坐了一会。真正熟悉政策+文字技术，就能有有思想的创作。” [48]10月10日，“周扬来，谈些什么过去的错误，等等”。[49]27日，“给周扬信。周扬来，谈到文艺学院问题。赞成我到各处走走”。[50]十二年后他们俩在全新的形势下重逢时，胡风心中是沉重的，但他们的矛盾最初并没有白热化。 　 　 在国统区文艺报告问题上的分歧 　 　　1949年7月2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通常所说的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胡风是99名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但未进入常务主席团17人名单。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淡然写道：“上午，开幕式。十二时过散会。有一个农民老大娘致词。”[51]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言的领导及各界代表共10人，胡风印象特别深的就是这位头发花白、身穿月白色斜襟大褂的“农民老大娘”，她是游击队交通员、烈士母亲、“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李秀真，她不仅在文代会开幕式上致词，而且成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员，和胡风一样是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也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的委员。胡风在《时间开始了》第二乐章《光荣赞》中，歌颂了这位“子弟兵母亲”，诗中的这一段（后来被批判为“牢骚”）说：你好幸福！ 　　我和你同坐在会场里我听着你的声音我没有意思去找你谈话，打扰你但我好像懂得你的一生把你想成了“坚强”的化身感受到斗争在你身上唤醒了的智慧你摇一摇手说：“像孟姜女我们不要！不要！……” 　　…… 　　但不要那些古老情调的靡靡之音不要那些皮笑肉不笑的不死不活口应心不应的阴阳怪气更不用说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谎话挤眉弄眼的肉麻当有趣了…… [52]7月4日，茅盾在会上作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他影响下的作者作品：“1944年左右重庆出现了一种强调‘生命力’的思想倾向。这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禁受不住长期的黑暗与苦难生活的表现。”关于文艺上的“主观”，“不得不归结到毛泽东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态度等问题”。当天的胡风日记中提到：“上午，由茅盾作国统区报告，还是胡绳、黄药眠所搞的那一套。”[53]本来胡风也是文代会“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成员之一，和茅盾一起负责起草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报告，此外参与起草工作的可能还有胡绳、黄药眠和杨晦。从起草到定稿有近两个月时间，但自从开过第一次会后胡风就开始“逃会”。筹委会不得不请冯乃超出面做说服工作，接着茅盾又亲自登门敦请。6月9日胡风在日记中说：看了杨晦等起草的国统区报告草稿（铅印的），主要的是对于我的污蔑。 　　沙可夫、丁玲来，沙可夫谈起报告，我表明了态度，拒绝了出席会议。 　　…… 　　康濯、冯乃超来，又谈报告问题。[54]6月24日，“茅盾差遣太太来要稿”。[55]或许也与此有关。 　　因为胡风认定报告草稿的基调是对他的“污蔑”，所以他拒绝参与文件的修改定稿工作。几年后，他抱怨道：“原来第一次草稿给我看过，我当时表示有意见。后来要改写，康濯同志来说，改写了还要给我看。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听说是以胡绳同志等为中心所改写的报告，骨子里几乎主要是以所谓胡风文艺思想为对象，而且是把问题的本来内容简单化了甚至歪曲了以后再加以论述的。整个十年来国统区文艺的主要障碍，原来是所谓胡风文艺思想。”[56]其实，文代会报告中对于国统区文艺运动的总体评价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态度，早在一年前香港文委创办《大众文艺丛刊》时就已经在党内达到了统一。“黄药眠说，香港文艺论争有意义，开始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57]所谓“香港文艺论争”就是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因此，无论胡风是否积极地参与国统区报告的起草，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解释说明”，起草委员会也不会认真采纳他的意见。茅盾在报告的打印稿后面附带声明，这份报告原来决定由“胡风先生和我”共同起草，“胡风先生力辞”，所以就只好由报告人独自负责了。胡风的女儿晓风说：“这也是让他为难的事，不知该怎么写才好。按自己的看法来写，势必要得罪人；如按要求的来写，吹捧一些名家名人，他又做不来，只好仍是坚辞了。”[58]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胡风当时就对一同出席大会的朋友们说过：“报告当然不是他（指茅盾）个人的意见，而是事先拟定好了的，与香港的论调如出一辙。”“他叫我一同签名，我怎么能签这个名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念紧箍咒么？”[59] 　　消极乃至抵制的原因是什么？ 　　早在国统区报告草拟之前，胡风就已决定以“消极”态度对待各项工作，他在4月26日给路翎的信中这样写道：“没有做任何事。现在在等开文协代表大会，没有法子不参加，所以只好在这里等。但我不提任何意见，只能如此也应该如此。”[60]5月7日，他给方然、罗洛等人写信也说：因为非得参加这个会不可，“所以滞留在北平。但我对这毫无兴趣”。[61]胡风的“消极”乃至“抵制”到底是因为什么？闲言碎语不时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的日记中也时有透露。 　　6月13日，“吴清友来闲谈了一会。说是有人说，我到解放区以后见人不大讲话”。[62]6月28日，胡风到华北文艺社，“与田间、欧阳山闲谈，他们给了我很多忠告”。[63]文代会召开前的几天，胡风突然发现其他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6月27日，他“到丁玲处闲谈了一会。雪峰来汇报，他们一道‘去一个地方’，我赶快一个人走了出来”。6月28日，“昨晚去了‘去一个地方’的人，脸色全变了，避免和我谈话”。[64]6月30日上午，他到怀仁堂参加文代会预备会，“已见过的人避不讲话，新见到的人，有的很亲热”。[65]7月6日，文代会已进入第五天，周恩来在《政治报告》中高度评价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特别提到：“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就是今天的大会发起的团体之一，除了很少几个反动分子被淘汰以外，那个团体的文艺工作者几乎全部都团结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之下，并且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几乎全部都来参加了这个大会。”这个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前身即1938年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战胜利后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协会，胡风长期担任这个团体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文艺理论工作。1949年3月26日，胡风奉周恩来之命从石家庄赶到北平，兴冲冲地准备参与新文协的筹建工作，不料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压根就用不着他操什么心。十天后，筹委会为胡风安排了四项工作：《文艺报》编辑委员会编辑委员（委员共3人，另两人为茅盾、厂民），内定他为主编；章程起草及重要文件起草委员会委员（委员共11人）；小说组委员（召集人是叶圣陶）；诗歌组委员兼召集人（另一召集人是艾青）。职务很多，工作具体，按理说应该够他忙碌的。然而，胡风却并不忙，甚至不愿忙，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便是“消极”。 4月8日，“被茅盾绑[架]到永安饭店商提蒋管区参加‘文协’的代表名单，到后谈了几句就溜出来”。[66]可见他的“消极”抵制情绪。 　　《文艺报》是顶尖级的文艺理论刊物，在文艺界的位置相当重要。但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说：“开会（1949年4月15日）之前没有同志和我谈过，这次会周扬同志又没有出席，但突然由茅盾同志在会上提出的时候，连人事安排都已事先拟好了。由于我的消极情绪，由于这么一个重要的工作却是这样被突然地提了出来，我感到了非常惶惑，不敢马上接受。”[67]4月16日，他在北京饭店遇到周恩来，周和他握手的时候说，知道他要忙起来了。他由此“直觉地感到这工作是受到了周总理的特别注意”，愈加怀疑周扬们为什么不事先直接和他谈一谈，不信任他，至少是不支持他做这个工作的。所以，无论茅盾如何劝驾，“惶惑”的胡风始终不愿出任《文艺报》主编，4月的胡风日记中至少6次提及此事。 　　17日，茅盾等来谈《文艺报》事，“我坚辞主编责任”。 　　18日，“上午，访沙可夫谈辞去《文艺报》编辑事”。（表示这个工作由他做恐怕不合适，实际上希望周扬约他谈一谈。结果周扬、沙可夫都没有给他回答。）[68]20日，“厂民来，要填表去登记《文艺报》，我辞谢了”。[69]26日，“晨，茅盾来，还是要我不辞《文艺报》编委”。[70]29日，“茅盾送来《文艺报》第一期稿，我没有看”。 　　30日，“晨，被茅盾吵醒，又是《文艺报》的编辑问题”。[71]5月24日，他给田间的信中吐露：“但在我，这‘历史的隔膜’恐怕要永远背下去的。这以前，我以为我的一点微弱的努力可以‘聊胜于无’，而且还是别人所不屑做，不能做的。……我满腔幸福地迎接了今天，所以，对这‘隔膜’我坦然得很，我有勇气让别人判定我过去无一是处。……我也并不是不想解除这个‘隔膜’，但难的是没有这个力气。两个月了，总觉得是在大潮边晃来晃去。所以下了决心辞去了负责编辑《文艺报》这一类的不能‘摸底’的工作。”[72]在周扬他们看来，这简直就是闹意见，闹情绪，甚至是搞对抗。 　　让我们再回到第一次文代会上，7月9日，“下午，第一团开会，讨论国统区报告，说了话”。10日，“上午，自由发言，周扬‘亲自’来邀过。下午，文学组开会，丁玲又要我发言。终于推脱了”。[73]11日，“重看国统区报告。李亚群来闲谈了一会，对国统区报告不满。”[74]15日，“上午，被叫去圈全国委员会候选人。 ……写对于国统区报告的意见，交出”。[75]19日文代会闭幕。24日上午，文协开会，执行主席艾青指名要胡风“自由发言”，他自称“讲了四五句伤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他只是说：“我说不出值得说的话来，浪费了代表们的宝贵时间，就等于谋财害命，所以不敢说什么。”[76]27日，丁玲夫妇和他喝茶谈到11时，“由我谈到文代会情况，谈到我的态度问题等”。[77]胡风对这次文代会“不满意”，认为“很混乱”，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说：“先是，我提了两个作家可以当代表，但被否定了，也没有向我说明。其次，从开会前几天到会议进行中的大半时间内，负责的同志们忽然都避开我，见了一个也不打招呼，面对面了顶多只是勉强招呼一下而已。有一次宴会，几乎每一个熟悉的负责同志都对我避开脸去。我感到很奇怪，不知道出了什么大问题。到国统区报告出来后，我知道问题是不简单了。”[78] 　 　 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 　 　　关于胡风的性格，鲁迅说过一番话：“胡风鲠直，易于招怨。”贾植芳也说：“胡风耿直，但太偏颇，爱憎太分明。”可谓一语中的。以他这样的性格，在天下定于一尊之后，他的命运又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呢。 　　一方面，胡风在“空气坏的洞中”给路翎、田间等朋友的信中不时地吐露着内心的灰暗、痛苦。5月30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文艺这领域，笼罩着绝大的苦闷。许多人，等于戴上了枷。但健康的愿望普遍存在，小媳妇一样，经常怕挨打地存在着。”[79]8月16日，他又给路翎写信：“要拿出东西去，从庸俗和虚伪中间来歌颂这个时代的真实的斗争。”[80]10月24和25日，他给路翎的信里说：“我一时不能回上海，不让走。真不知如何是好。但住一些时也好，看能摸清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否。”“我留一两个月也说不定，但怕的是拉到所谓文化部里。那我是宁愿卖纸烟也不干的。”“斗争，总是付出代价的。在过去，我们付过，现在，还要付下去。困难的是，现在是一开口一举步都怕碰伤了大的存在的威信。……看情形，文艺上的斗争还得经过长途，这中间，要受得住，要每一工作都更深沉一些。”[81]11月11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我在这里做客，遵命多留些时。等着和一位忙人谈话，最后非得找他谈话，许多事是弄不清的。”[82]这个“忙人”就是日理万机的周恩来。那时胡风正在投入《时间开始了》的创作中，11月23日，他给路翎的信中说：“好像颇为打动了僵死的东西，也好像有破坏统一战线之类玩意儿在酝酿着，不知道如何？过几天总可知道一些。”[83]12月1日，在读了《天津日报》发表路翎小说《朱桂花的故事》后，他写信：“好，这个仗我们要打下去，从黑浪中把这个时代美好的东西显示出来，创造新的生活。”[84]另一方面，正如胡风自己后来说的：“在我自己，是大半生追求这个革命，把能有的忠诚放在渴求这个革命的胜利上面的人，现在身受到了这个胜利，应该在一个作家的身份上站在人民面前拥护这个革命，歌颂这个革命，解释这个革命的。”[85]“在政协会议期间及新中国成立后，宏大的幸福感把我的心情提升了起来。”[86]因此，他才会在个人处境不好的情况下，依然满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时间开始了》，写下一个“同路人”对毛泽东、对共产党的全部感情。《时间开始了》不是胡风的什么“神来之笔”，他对毛泽东的膜拜由来已久，1945年在重庆见到毛泽东，虽然只说了几句话，但他激动不已。毛泽东论鲁迅的文章也是首先在他主办的杂志上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其实也以自己的方式在重庆作出了回应，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不能直言。只是他自认为是更好地落实了毛的文艺思想，而不是公式化地生搬硬套。可以说他在《时间开始了》从开篇到结束对毛泽东的歌颂完全发自内心，毫无矫饰，说是他的文艺思想的一次实践诚然不会错，他对毛泽东、对共产党发自内心的崇拜、热爱，对新政权、新时代的由衷赞美是主要的，在他看来，毛泽东就是大海，就是顶峰，就是神话中的巨人。 　　海掀播着涌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里他背后的地球面上照临着碧蓝的天空…… 　　毛泽东！毛泽东！ 　　由于你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战斗的召唤[87]正因为他认为自己是无比忠诚地信仰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所以哪怕是有冷水，乃至污水向他泼来，也改变不了他的忠诚。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胡风借诗来表达他的这种忠诚。 　　当1949年11月8日何其芳在其论文集《关于现实主义》序言中严厉批评胡风所倡导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愤然反驳时（《为了明天-校后附记》），并未注意到何其芳文中最为致命的一句话：“对于这种理论倾向的坚持就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这无疑是个天大的罪名，胡风竟然不加以反驳，轻易地忽略了，所有的祸根都源于此。 　　胡风自认为追随革命大半生，对领袖无限忠诚，而且始终认为党和毛主席都是信任他的，文艺界的事只是领袖不知情，被周扬他们所蒙蔽，从来没有想到问题的根本在于他的文艺理论“实质上成为一种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抗拒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胡风的悲剧几乎就是屈原悲剧的现代版，其根本就是忠而不见信。 　　虽然他在5月24日给田间的那封信中说过“这说起来是苦的，但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个人处境上有‘革命成功’的时候”。[88]但他为“革命成功”而感到欢欣，5月19日，胡风在写给绿原的信中说：“你所欢呼的时代来了。……希望我们的朋友都有礼物献给这个时代。”[89]《时间开始了》就是他本人献给“这个时代”的“礼物”，直到1949年的最后一天，他还补写了第四乐章《安魂曲》（后改为《英雄谱》）中的一个小节，约有三百多行。徐放和鲁煤来看望他，他激动地给他们朗诵了刚完稿的《安魂曲》。当然他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下了对家人的深情祝福：“亲爱的M，亲爱的晓谷、晓风、晓山，/祝福你们！/祝福你们！”[90]“时间开始了”，等待着胡风的将是什么，他似乎还不清楚。 　　 　　[3][52][87]《胡风的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版，8、20、45—46、16页。 　　[17][34][60][61][72][79][80][81][82][83][84][88][89]《胡风全集》第9卷，268—269、696……250、66、544、252、255、266、267、269、270、544、367页。 　　[19]《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749页。 　　[23][24][31][32][37][56][67][78][85][86]《胡风三十万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85—86、46、47—48、47、55—56、51—52、49、51、49、55页。 　　[25]《胡风杂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439页。 　　[38][58]晓风、晓山、晓谷：《我的父亲胡风》，春风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57、49页。 　　[59]绿原：《试叩命运之门》，《胡风三十万言书》，4页。 　　[76]梅志：《胡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564页。 　 小说下载尽在http://www.bookben.cn - 手机访问 m.bookben.cn---书本网【gzbysh】整理 附：【本作品来自互联网,本人不做任何负责】内容版权归作者所有! 有!